“所以，我个人并不看好江岛的未来。
一个没有根基的经济体，就像建在沙滩上的城堡，潮水一来，什么都不会留下。
江岛有什么？
没有自己的制造业，连一颗螺丝钉都要靠进口；没有完整的产业链，从上游研发到下游生产，全部受制于人。
它过去一百多年的繁荣，本质上是靠转口贸易、金融服务和英国庇护下的制度套利堆出来的。
一旦这个框架被拆掉，那些外资银行、跨国企业凭什么留下来？
凭低税率？新加坡比它更低。
凭地理位置？新加坡比它更优越。
凭法治环境？恕我直言，在投资者眼中，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信任差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弥合的。”
虽然杨开刚才已经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战略观点和应对方案，但玛丽-路易丝显然并不买账。
她再次把这个问题的核心矛盾摆到了台面上，语气虽然不失礼节，但话语却直切要害。
杨开微微前倾身体，目光沉静而坚定，缓缓开口道：
“玛丽-路易丝女士，我不否认，您描述的一些场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客观存在的。”
停顿了一下，他双手交叉放在桌面上，语气平和却带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但是，玛丽-路易丝，我想说的是，这一切都建立在一条隐含的前提之上的，那就是江岛回归之后，一切照旧，华夏坐视不管，沿用旧有的模式，放任资本和人才如退去。
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条前提本身就不成立呢？”
玛丽-路易丝的微笑微微僵了一下。
杨开没有给她立刻回应的机会，继续说道：“您说江岛被英国统治了一百五十年，语言变了、文化变了、人心变了。
这个判断，我不反对。
但我想说的是，一九四五年的时候，有没有人说过同样的话？
那时候的越南，被法国统治了八十多年，法语是官方语言，河内的街头咖啡馆比巴黎还地道，越南的精英阶层穿西装、读法文报纸、送孩子去巴黎上学。
可结果呢？
当他们真正站起来的那一刻，您觉得是什么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
是语言吗？
是文化吗？
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东西，是他们意识到，无论自己说哪种语言、喝什么咖啡，在那些殖民者的眼中，他们永远只是二等公民。”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直击人心。
“您提到年轻人不向往华夏，觉得华夏落后、贫穷。
这一点，我不想回避。
是的，现在的华夏确实落后，确实贫穷，和伦敦、巴黎相比，差距是肉眼可见的。
但玛丽-路易丝，，您见过一个正在从废墟中站起来的民族吗？您见过那种力量吗？”
“二战之后的日本，广岛长崎被夷为平地，东京一片焦土，美国人当时怎么评价日本人的？
说他们只配种水稻。二十年之后结果如何？
德国被炸成废墟，柏林墙两边满目疮痍，英国人自己都说德国人这辈子翻不了身。
三十年后结果又如何？
一个民族真正的韧性，不在于它此刻站在什么位置，而在于它正在朝着什么方向走。
华夏现在确实落后，但它的方向是向上的，而且这个向上的速度，可能远远超出您的想象。”
玛丽-路易丝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茶杯。
杨开感知到了她的微妙变化，放缓语速：“您刚才说，百分之七十三的中产以上家庭有移民意向。
这个数字，我相信。
但我想跟您分享另一个数据，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过出走香港或海外的打算。
结果如何？
那些留下来的工商业者看到新政权稳定局势的决心和能力之后，选择留下。
人是最理性的动物，资本更是。
当一个人发现离开的成本远大于留下的成本，当一个人发现新环境虽然陌生但充满机会的时候，他的选择往往会出乎自己最初的预判。”
“当然，”杨开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更加务实。
“我绝不是说不采取措施、坐等人心回归。
恰恰相反，您刚才指出的那些问题，恰恰是我们必须直面、必须逐一解决的课题。”
“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问题，那些政客和管理者也能想到，而且比我们思考的更全面。”
“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的想法，我个人认为，江岛回归之后，至少数年内，江岛现行的经济制度和法律体系基本保持不变。
告诉那些富人，你的财产不会被充公，你的企业不会被国有化，你的生活方式不会被打扰。
这个可以形成书面文件或者律法，这样足够的说服力。”
“江岛没有制造业、没有完整产业链，但它可以作为华夏面向世界的窗口和桥梁。
华夏是有十亿人口的腹地，有充足的劳动力，有广阔的市场，缺的是什么？缺的是跟世界对接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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