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周。欧盟那边扣着十四亿的货等不了太久。”
陈默没再还价。他对苏哲的议价风格已经有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第三步。”苏哲收起笔，回到座位上，“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邀请欧盟碳核查认证机构来京海实地考察。不是我们去找他们求情，是请他们来看。看完之后，他们的碳关税还站不站得住脚，让事实说话。”
杨青皱了下眉：“他们会来吗？”
“会的。”苏哲说，“因为我们会主动申请。一个被征税的国家主动邀请核查，他们没有理由拒绝。而且——他们巴不得来挑毛病。”
散会的时候，杨青追上苏哲。
“书记，光伏屋顶强制安装这事，企业会有意见。有些老厂房的承重结构撑不住，改造费用不低。”
“算过没有？”
“初步估算，全市工业屋顶面积大约两千万平方米，可安装光伏的有效面积一千二百万。总投入大概四十个亿。”
苏哲走了两步。“光伏发的电卖给谁？”
“卖给工厂自己用啊——”杨青说到一半，顿住了。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企业省了电费，政府省了火电补贴，碳排放数据降下来了。四十亿投入，三到四年回本。”苏哲进了电梯，“这笔账，让发改委做一个详细的测算模型，拿给企业看。数字比道理管用。”
五周的时间，整个京海像上了发条。
光伏安装队伍从安石县、凤栖县、高新区三个方向同时铺开。杨青把四十亿的盘子切成了八个标段，本地的光伏企业吃了大头，外地的施工队补缺口。
难题出在老城区的几家重化工企业。厂房建于九十年代，屋顶承重不够。杨青跑了三趟，企业负责人摊手——“杨市长，不是我不配合，你把面板架上去，房顶塌了算谁的？”
杨青给苏哲打电话汇报。
苏哲的回答简短：“换轻量化柔性光伏组件。钱院士团队之前搞航空复合材料的时候，有一批副产品是碳纤维薄膜基板。问问能不能用。”
能用。
不仅能用，碳纤维基板做出来的柔性光伏组件，重量只有传统面板的三分之一，转化效率反而高了两个百分点。杨青差点骂出声——京海的产业链已经内循环到这种程度了？
陈默那边的进度比预期还快。工业大脑的底层架构本来就具备电力调度模块，升级成“能源大脑”更多是数据接口的对接工程。他从盘古系统的团队里抽了四十个人，分成两组：一组负责打通发电端到用电端的数据链路，另一组负责开发区块链溯源标签系统。
第四周结束的时候，陈默在超算中心做了一次内部演示。
大屏幕上，一条绿色的数据流从安石县风电场的一台风力发电机出发，经过输电线路进入高新区变电站，分配到时代固态电池的三号产线，最终标记在一组刚封装完毕的电池包上。
整条链路的时间戳、电量、碳排放当量，全部以区块链哈希值的形式锁死。
“改不了。”陈默指着屏幕上那串乱码般的字符，“就算把服务器搬到欧洲让他们查，数据也改不了。因为每个节点的哈希值是由前一个节点的数据加密生成的。改一个，全链崩溃。”
苏哲看了半分钟。“标签能扫码吗？”
陈默点头，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模拟的二维码扫了一下。手机上弹出一个极其简洁的页面：产品编号，使用绿电比例98.7%，碳排放当量0.32kgCO?/kWh，溯源路径可视化地图。
“行。”苏哲说了一个字。
第六周。
欧盟碳核查认证机构（EUCAS）的考察团降落在京海机场。
团队一共七个人。领队叫弗里德里希·韦伯，日耳曼人，在布鲁塞尔的碳交易圈子里混了二十年，外号“碳警察”。据威尔逊传回来的情报，韦伯跟德马吉的高层关系密切，此行的目的不是考察，是挑刺。
韦伯到了京海之后的第一个要求就很有火药味——不按京海安排的路线走，自己选考察点。
苏哲笑着答应了。“韦伯先生，京海的工厂全部对您开放。您想看哪里，随时去。”
韦伯的第一站选了红星机床厂。
这是一手好牌。五轴机床是重型加工，切削过程的能耗极高。如果有一个地方的碳数据能被攻破，那就是这里。
李建国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在车间里校准刀头。他对外国人来检查这事没什么感觉——反正机床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哪里用了多少电，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韦伯带着便携式功率测量仪走进车间，亲手在三台五轴机床的电源输入端做了独立测量。切削过程中，他逐秒记录了实时功率曲线，然后拿出自己的计算器，独立核算了一遍碳排放数据。
算完之后，他打开手机，扫描了贴在刚加工完成的航空叶轮上的溯源标签。
标签显示的碳排放数据：每件0.47kgCO?。
韦伯自己实测的数据：0.49kg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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