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杨青压低声音，语气凝重，“日韩联盟动用了最后的底牌。他们联合欧洲机床协会，刚刚发布了禁运清单。制造全固态电池所需的核心卷绕机床和超高精度压膜机，全面对大夏断供。我们的量产线，停摆了。”
苏哲看着远处面色阴沉离去的日韩代表，目光逐渐转冷。
材料的关过了，但制造机器的机器——工业母机，依然被别人捏在手里。这场仗，还远远没有打完。
京海高新区，时代固态电池二期扩建工地。
几台重型塔吊停在半空，巨大的钢筋骨架裸露在阴沉的天色下。原本应该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施工现场，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杨青把一份传真件拍在越野车的引擎盖上，爆了句粗口。
“钱一个月前就全款打过去了。普鲁士斯图加特机械公司发来公函，二十台五轴加工中心，扣在鹿特丹港不发货。”杨青指着传真件上的外文，“理由是这批高精度机床涉嫌军民两用，需要走欧盟的出口管制豁免程序。走完流程少说大半年。”
苏哲站在风口，看着停摆的工地。
固态电池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三年后。国内外十几家车企的采购代表天天堵在高新区管委会门口要产能。产线扩建卡死在了最上游的模具加工上。固态电池的封装模具需要极高的微米级曲面精度，普通三轴机床根本铣不出来，必须依赖五轴联动数控机床。
西方在这个节骨眼上搞“安全审查”，打的是掐断京海新能源产能扩张七寸的主意。
“走，去华精数控。”苏哲拉开车门。
华精数控是京海目前规模最大的民营机床企业。前两年市里为了扶持高端装备制造，给了他们不少土地和税收优惠。
半小时后，越野车驶入华精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区。
华精的老板赵德彪早早等在车间门口，油光满面地迎上来。车间里，一排排崭新的机床正在进行出厂前的最后调试，外壳喷涂着亮眼的工业灰，看起来极具科技感。
“苏书记，您看我们这条装配线，全套引进的法那科系统。”赵德彪拍着一台机床的外壳，语气里透着自豪，“主轴是普鲁士凯斯勒的，滚珠丝杠是东瀛THK的，导轨是上银的。我们走的是全球化采购路线，造不如买嘛。把全球最好的零部件整合在一起，贴上我们的牌子，利润率能做到百分之二十。”
苏哲绕着机床走了一圈，手指在光洁的外壳上划过。
“主控板的底层代码，你们掌握了多少？”苏哲停下脚步，问了一个极度专业的问题，“伺服电机的驱动算法，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赵德彪打了个哈哈，搓了搓手：“苏书记，底层代码人家是封死的，咱们搞搞外围的二次开发就行了。从零开始研发系统，周期太长，烧钱不说，风险还大。没那个必要去重复造轮子。咱们做企业，赚钱是第一位的。”
这就是典型的买办思维。
依靠信息差和国内廉价的装配劳动力，赚取微薄的渠道差价。外表光鲜亮丽，骨子里全是舶来品。一旦上游供应商翻脸断供，这种所谓的“高科技企业”连一个月都撑不下去。
把抗击技术封锁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无异于痴人说梦。
苏哲没有接赵德彪递过来的软中华，冷着脸转身就走。
“去老城区的红星机床厂。”上车后，苏哲对林锐吩咐。
红星机床厂是一家市属老国企，建厂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体制僵化、产品落后，连年亏损，市国资委已经下达了破产清算通知书，明天就要派人来贴封条。
车子停在杂草丛生的厂区门口。几栋红砖厂房的玻璃碎了大半，墙皮剥落，透着一股日薄西山的衰败气。
推开三号车间生锈的铁门，没有想象中的死寂。
一台巨大的生铁床身横在车间中央。六七个满头白发、穿着油乎乎蓝色工装的老技工，正趴在冰冷的金属上忙碌。
带头的是老厂长李建国。他手里拿着一把半米长的平口刮刀，正弓着腰，在机床的铸铁导轨上一点点刮削。
“刮研”。
这是一种在现代工业中几乎绝迹，却又在极高精度领域不可替代的手工技艺。高档机床的导轨，机器加工出来的平面总会有微观层面的波浪纹。只有依靠经验丰富的老钳工，用刮刀刮去那些微米级的凸起，才能达到极其苛刻的绝对平面。
李建国直起腰，拿过一旁涂满红丹粉的标准平尺，在导轨上用力推拉了几下。移开平尺，导轨表面留下了斑驳的红色接触点。
“不行，每平方英寸的接触点才二十个，不够密。”李建国擦了把汗，对旁边的老伙计说，“老刘，换细刮刀，再走一遍。”
苏哲走上前，看了看架在旁边的千分表数据。直线度误差0.002毫米。
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据。华精数控那些靠进口零部件拼装出来的机床，导轨精度连这个的一半都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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