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在等待与祈祷中，变得格外漫长。
四十五个日夜，如同窗外的梧桐树叶，从夏末的深绿悄然染上秋日的金边，又一片片无声飘落。
瓦列里·米哈维奇诺夫，如同一尊沉睡的大理石雕像，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他的脸色从最初的惨白，逐渐恢复了一丝极其微弱的血色，胸膛随着呼吸机平稳的节奏微微起伏，但那双曾洞察战场的眼睛却始终紧闭着。
这四十五天里，许多人来了又去。
他的母亲阿丽娜几乎以医院为家，这位坚强的护士长在儿子床前展示出了超越职业的耐心与温柔，擦拭，按摩，低语，仿佛要用手心的温度和话语的力量将他从深渊中拽回。
父亲米哈维奇沉默地陪伴，那双握惯了手枪和案卷的手，如今只会笨拙地替儿子掖好被角，或在走廊尽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冬妮娅，这个仿佛一夜之间褪去所有稚气的姑娘，成了在病房内待了时间最久的守候者之一。
她会在清晨朗读战地报纸上关于胜利的消息，会在午后低声哼唱瓦列里喜欢的民歌，会在夜深人静时，握着他微凉的手，诉说那些只属于两人的回忆和琐碎愿望。
她的父母，谢尔盖和叶卡捷琳娜，也时常前来陪着自己的女儿，说着他们俩人的趣事，希望能用这种方法来唤醒瓦列里的意识。
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在奔赴前线前，也曾专程前来，站在床边许久，元帅粗糙的大手紧紧握了握瓦列里无知无觉的手，两人只说了:“臭小子，快点醒过来，仗还没有打完呢…”。
随后便带着未消的担忧重返战场。
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也多次前来，他总是静静地看一会儿，与主治医生低声交谈几句，眉头紧锁。
从前线风尘仆仆赶回莫斯科述职的瓦图京，还带来了一些前线战友们的问候和战利品，包括一枚缴获的德国铁十字勋章，被轻轻放在瓦列里的枕边。
而大林子也数次在深夜或清晨悄然到来。
他不进病房，只是站在观察窗外，默默凝视片刻。
没有人知道那双深邃眼眸下具体翻涌着什么，但那日益加深的疲惫和偶尔流露出的凝重关切……让随行人员不由自主的感觉到一阵压力
压力最大的，无疑是瓦列里的主治医生，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
这位已经67岁的苏联外科学界的泰斗，战伤救治的权威，已经倾尽毕生所学和苏联能用的所有资源来挽救瓦列里的性命。
手术是成功的，致命的出血止住了，受损的器官得到了修补，最危险的感染期也度过了。
从纯粹生理指标上看，瓦列里的身体正在艰难而缓慢地恢复，美国盟友紧急运抵的那些顶尖监护设备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提供了更精准的数据支持和更好的维持环境。
但是，意识，那个神秘而关键的‘开关’，却始终没有亮起的迹象。
毕竟人体很神奇。
大脑的损伤评估复杂而微妙。
布尔坚科组织了多次会诊，用尽了当时所有可能的神经学检查手段。
可结果却令人焦虑。
瓦列里的大脑并未出现大规模器质性坏死，但持续的重度休克和缺氧可能对某些高级功能区造成了弥散性，并且难以精确评估的影响。
他有基本的脑干反射，但对声音，光线，疼痛刺激缺乏有意识的反应。
通俗地说，他脱离了最危险的生死线，却滑向了另一个令人绝望的深渊。
他有成为持续性植物人状态的倾向。
当布尔坚科不得不将这个初步但沉重的结论，在克里姆林宫的小会议室里，当面汇报给斯大林时，房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他能感觉到斯大林的目光中瞬间迸发出的寒意和极度不悦，那是一种混合了失望，愤怒与更深层担忧的复杂情绪。
但斯大林最终没有像对待失职将领那样发火，他只是用手指重重敲了敲桌面，声音沙哑：“布尔坚科同志，我理解医学的局限性。但‘倾向’不是‘结论’。我要你，和你的团队，用尽一切办法，尝试所有可能。他不是普通的伤员，你明白吗？”
“是，斯大林同志。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布尔坚科这位老同志深深低下头，感到肩上的担子重如千钧。
日子一天天过去，希望如同秋日午后的阳光，渐渐变得稀薄而冰凉。
冬妮娅的笑容越来越勉强，阿丽娜的眼眶总是红肿，连最乐观的米哈维奇，背也佝偻得更厉害了。
外界的战事仍在继续，捷报频传，但这里的寂静却仿佛与世隔绝。
瓦列里，就像童话里中了咒语的睡美人，沉静地躺在那里，对周围的关切，呼唤，毫无回应。
1943年9月25日，一个寻常的秋日午后。
阳光透过洁净的玻璃窗，在病房地板上投下明晃晃的光斑，空气中有消毒水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菊花香。
床上的瓦列里，睫毛忽然几不可察地颤动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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