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否认，戴笠的确是权利滔天，但他不过是委员长的下属，一个负责情报工作的。
双十二事变并不是他这一级数的人能解决、参与的。他除了能左右那些特工，他谁都左右不了。
“戴处长，请坐。”
孟绍原恭恭敬敬地说道。
戴笠在孟绍原的办公椅上坐下：“你也坐，你也坐。绍原，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休息啊？”
他把“小孟”的称呼也改成了“绍原”。
“戴先生，发生了那么大的事，绍原知道戴先生一定睡不着，所以绍原也不敢睡，在这等着戴先生召唤。”
孟绍原也顺口改了称呼。
“戴处长”，是在单位里公开的叫法，但称为“戴先生”的意义又不一样了。
职场里，称呼上的不同，往往能够看出这个人在公司里的地位。
力行社，本质上就是一家大公司。
“你很好，你很好。”
戴笠看起来特别的疲惫：“出了那么大的事啊，该回家陪老婆的陪老婆，陪小老婆的陪小老婆，一个忠心为了国家的都没有。
你不过是个小小组长，却知道在这坚守岗位，为我分担忧愁，你很好，绍原，我没有看错人啊。”
他一连说了几个“你很好”，也可以看出此时此刻孟绍原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
一个人在孤独，彷徨无计的时候，往往是他最软弱，最需要找个人倾吐的时候。
即便强如戴笠这样的人也不例外。
而一旦经历了这些，倾听的那个人，往往会被倾诉者引为知己，因为自己最信任的人。
很少会有例外。
“夫人是和外国友人端纳一起回来的。”戴笠开口说道：“经过商量，夫人决定和端纳一起飞往西安，营救委座。你说，我是去，还是不该去？”
戴笠这是在袒露心声，毫不避讳什么了。
随着双十二事变的发生，政府内部各派系也开始躁动，在这个关键时刻，各人怀着各人的心思。
戴笠面对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棘手问题，去吧，感觉风险太大，可能因此丧命，不去吧，又对不住委员长信任。
孟绍原很清楚，戴笠最终一定会去西安的。
而且，临行时戴笠戏剧性地拿了两把左轮手枪。
后来很多人说，戴笠这场西安之行并非真的忠诚，而是在作秀，但是实事求是的说，以戴笠当时处境，他并非作秀，因为他无路可走。
号称间谍王的戴笠在双十二事变情报战中失败成众矢之的。
如果委员长出事，南京方面不会放过他。
当时，甚至不少人怀疑戴笠和他的特务处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故意骗委员长去西安。
作为负责情报的机构，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所部是戴笠监视的重点，戴笠还与张学良杨虎城的亲信主动交往，布下不少棋子。
但对于兵谏在事先没有得到过半点消息。
事变发生后，很多委员长的嫡系将领，都把矛头指向戴笠，声称一旦校长遭遇不测，就把你的脑袋扭下来；而如果委员长没事，那么委员长回来就会率先对他发难，就连戴笠自己也一样是倍感羞愧，认为西安事变情报失灵，是他从事特务工作以来最大的失败。
而一旦自己留在南京看似万无一失，实则只有等死，不如去西安或许有转机。
另外，他知道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是宋美龄母亲的干女儿，宋子文与张学良是好朋友，与这两人同行，至少性命有保障。
但起码，孟绍原更加明白的是，戴笠目前为止，对究竟去不去西安，还是非常犹豫的。
“戴先生。”孟绍原沉默了一下之后说道：“绍原想说几句肺腑之言，若是说错了，请戴先生责骂。”
“说吧，今天在这里，你和我推心置腹，说什么都可以。”
“那绍原胆子就大了。”孟绍原缓缓说道：“此次兵变，无非两种结局，一是委座蒙难，则举国大乱。一是委座脱险，则论功行赏。
戴先生也有两条路，一是逃跑，否则，委座一旦蒙难，有些人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戴先生。
戴先生此时的处境，和明朝的王振很像。土木堡之变，老板被抓，都是本身工作出现纰漏，都是众矢之的。
老板出事，王振选择跑路，然后被明军大将砸碎了脑袋。如果戴先生也要胆怯跑路的话，结果可想而知。”
戴笠忽然说道：“孟绍原，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一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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