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核查组南下江南的消息，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又一块巨石，激起的涟漪迅速扩散至朝堂的每一个角落。
这一次，关注的目光不再仅限于叶家工坊本身，而是聚焦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新式工坊，究竟是对是错？是与民争利的恶虎，还是惠民利国的祥瑞？
叶明心知肚明，这场舆论战的关键在于数据。
他闭门不出，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整理叶氏工坊的账目和经济数据上。他不仅要证明工坊的清白，更要借此机会，向朝野展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用事实和数字说话。
他亲自设计了一套清晰的对比表格。
左边一栏列示市面上同等质量棉花的收购价格、普通织坊的工钱标准；右边一栏则是叶氏工坊实际的收购价（明显高出市价一至两成）、工钱数额（包括基本工钱、绩效奖励和伤病抚恤章程）。
数字悬殊，一目了然。
他还整理了工坊开办以来，带动周边相关产业的数据：增加了多少棉农收入、养活了多少运输脚夫、吸引了多少周边妇孺前来务工从而补贴家用。
甚至，他还让工坊负责人统计了工坊女工家庭的平均收入变化，与进入工坊前相比，有了显着提升。
这些数据，被叶明用工整的小楷誊抄在特制的大幅宣纸上，配上简洁的说明，形成了一份极具说服力的“数据可视化”报告。
虽然形式原始，但其内核的理性与客观，在这个习惯于空泛道德指责的朝堂上，显得格外醒目。
与此同时，他开始起草那份给皇帝的陈情书。他并没有直接使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现代词汇，而是用了更符合时代语境的说法：
“陛下明鉴：臣闻，圣人治世，首重民生。民生之要，在于衣食丰足。古之善治者，皆欲求物美而价廉，使百姓得以温饱。”
“今有新式纺车织机，效倍于前。其所产之布，质优而价平。若推广之，则天下寒士，皆可易得暖衣；边关将士，亦能厚其征袍。此非与民争利，实乃藏富于民也。”
“或言：新机出则旧工废。此乃只见其一，未见其二。昔鲁班造锯，岂令天下樵夫尽失其业？蔡伦造纸，岂使天下简牍工匠皆无生计？”
“技术革新，必淘汰陈旧，然亦开创新业。旧工或可习新技，入新坊，其所得或倍于前；或可转营他业，譬如专司染色、刺绣、成衣，其利更厚。”
“今江南织造所奏‘民怨’，臣恳请陛下彻查其源。若真有织户困顿，朝廷当思救济引导之策，或贷其本钱以购新机，或训其技艺以适新业，岂可因噎废食，阻挠惠民利国之举？”
“夫治国之道，譬如行舟，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若因守旧利而拒新器，恐他国异邦习得而精进，届时我朝织造优势尽失，悔之晚矣！”
这篇陈情书，既有儒家的仁政思想，又有法家的务实精神，甚至还暗含了微弱的竞争意识，层层递进，说理透彻。
叶明将数据报告和陈情书的草稿一并送入宫中。
李云轩看后，久久不语，随后命人将数据报告多抄录几份，分送内阁几位重臣阅览。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原本对叶明改革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的老臣，在看到那一串串对比鲜明的数字后，也陷入了沉默。事实胜于雄辩。
叶家工坊给出的待遇确实优厚，带动就业的效果也实实在在。若这都算“与民争利”、“盘剥织户”，那世上还有公道可言吗？
朝堂上的风声，悄然发生了变化。虽然依旧有人诋毁，但支持叶明、认为新技术确有益处的声音，也开始出现。
国公府内，气氛却并非全然乐观。
叶凌云国公下朝回来，将叶明叫到书房，神色凝重：“今日朝会上，崔阁老虽未直接再提江南之事，却大谈‘祖宗成法不可变’，‘重农抑商乃立国之本’，暗指工坊兴起，恐使民风趋利，轻视耕读。此言颇得一些清流老臣附和。”
叶明皱眉。崔家这是转换了策略，从经济层面的攻击，转向了意识形态的批判，这顶“败坏风气”的帽子更重，也更难反驳。
“父亲，耕读自是根本，然织造亦是民生所需，二者并非对立…” “为父自然知晓。”叶凌云打断他。
“然此言甚毒，易惑人心。你那份数据报告虽好，能堵攸攸之口，却难改某些人根深蒂固之念。此事，恐非一朝一夕能扭转。”
叶明默然。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实情。技术的进步，总会伴随着观念的冲突，这是更深层次的较量。
另一边，叶瑾的织布事业遇到了新麻烦。她成功织出了带简单图案的布片，但效率极低，而且图案歪斜不稳定。
她试图让宋应文制作更复杂的提综机构，但涉及精确的连杆设计和计算，超出了目前格物院的能力。
小丫头一连几天闷闷不乐，对着那架小小的织机发脾气。李婉清心疼女儿，劝她歇歇，叶瑾却倔强地不肯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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