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陷落、满城遭屠。
曲阜生乱、孔林被焚。
漠北草原，忽现自称黄金家族后裔的准噶尔余孽。
三桩惊天动地的噩耗，几乎同时传抵京师。
所幸三地官员皆深谙官场自保与朝局维稳之道，各自用上了隐秘呈报的独门法门。
成都失陷乃塌天之祸，若沿途如实传报，必致人心惶惶、州县震动。
于是四川总督令驿卒沿途高呼“边疆大捷”，借喜报之形掩急报之实。
仅在文书夹页密写真相，以八百里加急直送紫禁城。
草原逆贼起事之事，驻防大臣不敢公开奏报。
恐遭“防剿不力、惊扰圣听”之斥，遂缮密折一封，亲书封皮、加盖私印，令亲信驿卒星夜送京。
以个人密折直送御前，绕过军机处，只呈乾隆御览。
曲阜之变，则借衍圣公奏报祭典仪轨之名，将“孔林焚毁”的惨状藏于礼乐典章的细目之中。
既不敢隐瞒，又恐激起士林震荡，可谓如履薄冰、煞费苦心。
乾隆虽已年迈怠政、纵情逸乐，但身为帝王的基本定力与局势洞察力仍在。
消息纷至沓来的刹那，他便在心底将三场危机厘清了轻重缓急。
首重者，成都。
成都身为四川省会，乃控驭西南的军政枢要。
义军不仅占据府城，更发布讨清檄文，已是实实在在的“建制化叛乱”，绝非流寇窜扰可比。
此时成德率川军精锐远在西藏，西南兵力空虚，若不火速剿灭，极易煽动周边各州府及周边各省连锁响应。
更紧要的是，对方公然打出“反清复明”旗号，乃是对清廷统治的直接挑衅。
乾隆绝不容许省会重镇落入叛军之手，此事关乎皇权体统，更动摇全国统治根基。
次急者，曲阜。
孔林是儒家圣地，孔子安息之所，纵火焚毁，属“辱圣”重罪。
若不严惩元凶，必伤天下士绅之心，瓦解清廷赖以维系的道统认同。
所幸乱军已连夜远遁，曲阜本地从逆匪徒皆被诛灭，仅主谋王怀武与数十亲兵在逃，无须大军征剿。
核心在于“缉拿首恶”而非“全面开战”，故优先级次于成都。
最缓者，草原。
乾隆细阅奏折并参照密探回报，早已看穿绰罗斯·达瓦齐“聚众三千、虚称上万”的虚张声势。
更深知其“有利则扰、无利则遁”的草原战法，断定其并无真叩京畿的实力。
况且漠南科尔沁、漠北喀尔喀诸部仍效忠朝廷，达瓦齐仅煽动部分贫苦牧民，缺乏大部族支持，难成气候。
朝廷若兴师远征，粮秣耗费巨万，徒损国力，不如严防其南下窜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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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清轻重缓急，雷霆处置也随之展开。
成都战场，主帅定为刚从杭州返京养伤的阿桂。
他虽年过七旬、旧伤未愈，但乾隆仍力排众议，执意启用。
阿桂不仅忠诚无二，更屡平西南叛乱，是镇抚军心、犁庭扫穴的不二人选。
乾隆亲赐“遏必隆刀”，许其“便宜行事，先斩后奏”。
为补阿桂体弱之短，乾隆特派福康安为副帅。
专司前线攻坚，同时暂代粮草调度之责。
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这位出身索伦，不涉党争的名将，统领八旗健锐营与火器营精锐，负责攻城与追击。
成都战场共调集三万精锐。
京师八旗精锐七千人、陕甘绿营一万人、两湖绿营一万人、藏地回调精锐三千人。
阿桂率主力直逼成都，围而不攻，切断敌军的粮草补给与对外联络。
福康安清剿外围州县，防其扩散。
海兰察轻骑追歼残敌。
同时严谕云贵、川边土司：“敢通叛军，举族诛灭。”
乾隆命令言简意赅：“速克成都，擒杀贼首，凡附逆者，不分官民，皆枭首示众！”
曲阜一案，交由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墉主抓。
乾隆特授其钦差大臣，加太子太保衔。
赋予跨省缉捕、节制山东文武百官之权，令其暂离吏部，星夜赴山东督办此案。
又派八皇子永璇为协查大臣，协调京师与山东兵力，督察地方执行。
同时，乾隆命福隆安暂掌粘杆处，派八百密探专查王怀武及白莲教踪迹。
曲阜之事，动用兵力四千。
山东绿营一千五百人、粘杆处密探八百人、地方乡勇一千七百人。
刘墉坐镇曲阜，统筹全境搜捕。
永璇协调河南、江苏、安徽等九省关卡，严防主谋跨省逃窜。
密探深挖白莲教秘密据点。
同时两万两白银悬赏通缉王怀武，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乾隆命令措辞严厉：“三月内擒辱圣贼子，明正典刑以慰孔圣在天之灵！”
“逾期不获，刘墉、永璇一并治罪！”
草原边患，乾隆则命十一子永瑆主持，协调漠南蒙古诸部出兵助战。
副帅为明亮，原伊犁将军，暂调张家口驻防。
其常年驻守西北，熟悉蒙古骑兵战术，专司防线部署与前线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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