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田颖，今年三十二岁，在盛恒集团做行政主管。说是主管，其实就是个夹在中间受气的角色——上面有副总压着，下面有员工推着，我像一块被挤在两道墙之间的海绵，每天都要拧出点什么东西来才能透气。
我没想到，我人生中最荒唐的一个冬天，是从一条红围巾开始的。
那天下班，我照例走过公司楼下那条种满银杏的步行街。十一月底的江城，风已经带着刀子味儿了，我缩着脖子往地铁站赶，手机在口袋里震个不停。掏出来一看，是李恬发来的语音，一条接一条，像连珠炮似的。
“田颖，你说我是不是瞎了眼？”
“他居然说我不懂事！我哪儿不懂事了？我给他妈买保健品、给他姐的孩子包红包、周末去他家做饭洗碗，我他妈比亲闺女还亲了吧？”
“算了算了，你别回我了，让我一个人气死算了。”
我没回。不是不想回，是我知道李恬这会儿不需要我说话，她需要的是一个耳朵。我们认识快十年了，她的脾气我太清楚了——越劝越来劲，等她自己把火发完了，第二天又跟没事人一样。
李恬是我在江城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说“朋友”其实不太准确，她更像是我在这座城市里的一面镜子，让我时不时能照见自己。我们在同一栋写字楼上班，她在十二楼的一家贸易公司做财务，我在十五楼。三年前通过一个共同的朋友认识，后来发现住同一个小区，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饭搭子、吐槽搭子、互相打气的搭子。
她长得好看，不是那种精雕细琢的好看，是那种让你看了觉得舒服的好看。大眼睛，圆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说话的时候喜欢歪着头，像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姑娘。可她偏偏是个离了婚的女人。
这件事在小区里不是秘密，李恬自己也从来不藏着掖着。她跟前夫是大学同学，毕业就结了婚，婚后又过了三年，前夫跟公司的一个实习生搞在了一起。李恬发现的时候，没有哭闹，没有撕扯，只是把离婚协议摆在桌上，说了一句“签字吧”，就再也没回头。
我一直觉得，李恬骨子里是个特别狠的人——不是对别人狠，是对自己狠。她可以面不改色地把自己心里的那团火掐灭，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过日子。可这样的人，往往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溃不成军。
比如，在感情里。
张建国就是那个让她溃不成军的人。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去年春天。那天我和李恬在公司楼下的米粉店吃饭，她一边往碗里加醋一边说：“田颖，我认识了一个人。”
“什么人？”
“朋友介绍的，叫张建国，比我大五岁，自己做点小生意。”
我筷子顿了顿：“离过婚吗？”
“离了，没孩子。”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我很久没见过的光，“他人挺好的，真的。”
我没说话。李恬看人的眼光一向不准，这一点她自己也知道。但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在一座不算大的城市里，想要重新开始一段感情，需要的不是眼光，是勇气。我不忍心泼她冷水，只是说：“那先处处看，别急着定。”
“我知道。”她笑着点头，酒窝很深，“我又不是小姑娘了。”
可她不知道，在她点头的那个瞬间，我看到了一个小姑娘——一个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对的人的小姑娘。
后来张建国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李恬说他每天给她发早安晚安，说他记得她不吃香菜，说他会在下雨天绕路来接她下班。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小心翼翼的甜蜜，像一个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买糖的孩子，捧着糖不敢吃，怕一吃就没了。
我见过张建国两次。第一次是偶然，在小区门口的超市里，李恬挽着他的胳膊，两个人正对着货架上的酱油讨论什么。我远远地看了一眼——中等个头，微胖，穿着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看起来像个老实人。第二次是李恬生日，她组了个局，叫了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张建国坐在她旁边，帮她夹菜、倒水、挡酒，做得滴水不漏。
那顿饭上，有个细节让我记了很久。李恬跟人碰杯的时候，不小心把红酒洒在了裙子上，张建国立刻掏出纸巾蹲下去擦，一边擦一边说：“没事没事，回头我给你买条新的。”他的语气很温柔，温柔得像是排练过的。
散场的时候，我跟李恬走在后面，她喝了点酒，脸有点红，靠在我肩膀上小声说：“田颖，我觉得就是他了。”
“你觉得？”
“嗯，我觉得。”她用力点了点头，像是在说服自己。
我那时候想说什么来着？好像是“你再想想”，又好像是“别太急”。但话到嘴边，变成了：“你觉得就好。”
人就是这样，明明心里觉得不对劲，却因为怕扫兴、怕伤人、怕自己多管闲事，就把那点不对劲咽回去了。我以为李恬能处理好，她一向能处理好。可我不知道，感情这件事，跟能力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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