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思想文化建设的高潮......”王夫之继续写着：“这在红营在南方的建设中，是已经用事实证明了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刺激思想文化的发展，而红营的经济基础和形态与明清这一类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形态完全不同，因此思想文化之上，也就和旧社会形成了天差地别的差距。”
“要彻底的抹除掉旧有之社会，就必须要彻底的淘汰掉旧有的思想文化，红营服务于广大的百姓群众，我们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同样服务于广大的百姓群众，那么我们的思想和文化，就必须是大众的，我们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群众百姓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为核心，肃清旧有的思想余毒为目标。”
“我们的新国家，应该在各类讲习班、学习班、夜校和南方富裕地区已经施行的三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实行普及教育，给青年和旧士人以革命的政治教育，启发群众百姓的政治觉悟，鼓励群众百姓的劳动热情，并由此竖立起全新的道德体系，以应对国家建设的广泛需求。”
王夫之的笔顿了一下，皱眉思索了一瞬，这才继续写道：“总而言之，在我们的新国家中，思想文化是属于广大的群众百姓的，文化教育不再是特权，而是全民的权利，文艺创作要面向要面向广大群众，反映群众百姓的劳动与斗争，启发群众的政治觉悟，而不是供少数人消遣娱乐，文化话语权从原本士林之类的精英阶层转移到大众手中，群众既是文化的受益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
王夫之搁下笔，揉了揉有些发酸的手腕，窗外响起一片喧嚣的锣鼓声，王夫之扭头看去，却见运河沿岸大群大群的百姓群众正向北而去，他们都带着红旗红布，朝着运河上的船只挥舞不停，长龙一般的人流，一眼望不到头。这么多赶去京师的人潮，说明他们已经快到京畿附近了。
王夫之提起笔，继续写了起来：“我们的文化思想，也必须是‘科学的’。没有科学，就必然迷信，而迷信，从来都是统治者的工具。旧社会里的统治者，用天命、鬼神、因果报应来束缚百姓的思想，让人以为，穷困是命里注定的，压迫是前世欠下的，反抗是得罪神佛老天爷的。”
“北方诸省，经历过白莲教的祸害，白莲教以迷信为伪装，裹挟群众，以鬼神之说来组织信徒，声称自己神通广大、能避刀兵、能保平安，可最后做下来的事呢？大多都是祸害信徒、祸害百姓的，给北方的群众百姓，带来了多少的痛苦？”
“清廷也是如此，清廷讲天命所归，说他们入主中原是上天所授，说皇帝的龙椅是老天爷定的，其实和白莲教是一副模样，都在用迷信禁锢人心，而清廷自入关之后，打着天命的招牌，又做下了多少恶事呢？”
“这些活生生的例子都血淋淋的警醒我们，新国家在思想文化上，必须要‘科学’，科学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更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相信事物有规律可循，相信自然可以被认识，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改变命运，而不是等待神佛的恩赐。”
“红营在南方和北方诸省搞反迷信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底层百姓之所以容易被裹挟，被欺骗，被利用，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科学的教育，没有分辨真伪的能力，越是贫穷困苦的环境，迷信就越是盛行，反过来，迷信越盛行，百姓就越容易安于现状，越容易被旧势力牵着走，但只要让老百姓亲眼看到，科学比迷信更能解决他们的问题，群众的转变是很快的。”
“群众百姓迷信，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没法帮助他们去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他们就会诉诸于其他的方式，这是必然的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强调我们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必须是‘大众的’、‘科学的’的缘故。”
王夫之写到这里，搁下笔，把写满的几页纸拿起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之后，他翻到新的一页，犹豫了一会儿，才落笔：“然后，还有民族的问题，我在早年反思明末清军入关之事时，曾提出‘固我族类’的思想，高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这个想法，是将明清易代的问题狭隘的变成了两个民族的斗争结果，在这一点上，我是远远不如我那位学生的。”
“旧社会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是不分民族的。一个汉人地主，剥削的是汉人佃户；一个满人王公，压迫的是满人农奴。同样的，一个汉人官僚欺压满人百姓，一个满人贝勒盘剥蒙古牧民，这样的事情，在清廷治下也并不是不存在，旧社会的本质，不是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是阶级之间的矛盾。”
“各族穷苦百姓，实际上是一个‘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共同体。他们的日子都不好过，他们所受的苦是相通的。只是旧社会的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故意把民族矛盾挑起来。将百姓划分成一个个民族，让他们互相仇视、互相攻杀，这样他们就永远团结不起来，也就永远无法推翻头顶的压迫者。满汉矛盾是这样，蒙汉矛盾是这样，汉苗矛盾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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