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抛开红营的特性，中华也不适合走西方式的殖民体系，相反，作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殖民体系对中华来说反倒是有害无益的，是要坚决打破了。
西方建立殖民地所求其实无非是三点，其一是直接掠夺当地的财富，其二便是获取原材料和劳动力，本质上是因为本土狭小贫瘠，无法单纯依靠国内的力量和正常的贸易供养起国内的生产发展，只能以掠夺的方式来维持廉价、大量的原料和劳动力供应。
但中华政权不一样，数千年来大部分的时间中华政权都处于全球最大的生产国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几乎完全是依靠本土的资源、人力和少量的对外贸易所达成的，对于中华政权来说，劳动力和原料的需求依靠本土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生产和发展之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去哪里进行掠夺以满足原始积累，而是如何把大量手工业品和经济作物卖出去。
对于中华政权的海外布局来说，稳固开放的市场比殖民地更加重要，殖民扩张却必然会影响海外市场的稳定和发展，道理也很简单，军队杀过去，灭了别人的国家、贵族百姓都弄死了，丝绸、茶叶这些奢饰品和手工业品卖给谁？当地的财富都抢走了，塞满了少数人的腰包，可当地的市场毁灭了，影响的却是大部分人的钱包。
殖民地是没有什么消费能力的，后世的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其主要的贸易对象也是欧洲国家，大清这样的半殖民地也比纯粹的殖民地要更有消费能力。
对于生产国来说，市场远比殖民地更重要，这点放在欧美那边都是一样的道理，二战后最大的生产国美国和第二大生产国苏联，几乎是剑拔弩张、冷战在即的状态下，也是先联手掀起全球的反殖民浪潮，拆掉原有的殖民体系。
甚至连古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前明郑和七下西洋打通海道、建立起朝贡贸易体系，本质上也是用初级手工业品、奢侈品、文化商品，换取朝贡国的珍稀物产、经济产品和农产品等。
明清赏赐给朝贡国的，主要是丝绸、茶叶、铁器、粮食、瓷器、佛经、四书五经，赏赐的数量之巨大，只养肥了朝贡国的上层极少数人，而作为朝贡贸易中最主要的贸易一项，明清朝廷不仅死死把定价权抓在手里，而且还常用如同废纸一般的宝钞结算。
好比日本，景泰年间日本入贡倭刀九千四百八十三把，彼时一把倭刀在日本市价约为八百到一千文左右，而明廷却定价每把给钞六贯，景泰年间一贯宝钞最多值三十文而已，对明廷来说，简直是空手套白狼的生意。
清廷也好不到哪里去，皇太极征服朝鲜之后，便要求朝鲜入贡黄金100两、白金（银）1000两、苎布200匹、各色绵绸400匹等各色特产物资，还有大量粮食、战马、人丁等战略资源，而且不是每年只入贡一次，除了正规的年贡之外，元旦、冬至、万寿节、千秋节都要入贡一次。
而清廷给予的赏赐，却只有表缎5匹、里5匹、妆缎4匹、云缎4匹、貂皮100张，朝鲜的贡物，自然也大多被清廷用宝钞或远低于市价的价格结算。
朝贡贸易体系，对于朝贡国的上层贵族、国王之流，他们能获得丰厚的赏赐，能从背靠明清稳住统治地位，但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却无异于一场赤裸裸的经济掠夺，甚至算得上是一种初级的经济殖民，作为生产国的中土政权既输出了手工业品和奢侈品，也能借此相对廉价的扩宽市场、获取珍稀物产和战略物资。
而后世的有些人却满脑子的照抄西方的发展史，完全不顾中西之间本质上的差异，说起海外经营就是殖民抢地盘，简直是连古人都不如了。
侯俊铖仔细思考过，红营的海外战略，必然是要抛弃打碎如今西方国家流行的殖民体系，是和后世大差不差，再结合一点明清朝贡贸易体系的经验，追求的是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搞殖民掠夺。
先摆出一个“五项原则”类似的道德制高点，不仅约束他人，同样也约束自己，然后总体上只进行正常的贸易，互不干涉内政，你国内造反也好、内战也好，只要能继续做生意，都不关红营的事，哪怕是对红营采取敌视态度进行抵制，只要商贸正常，连抵制用的旗帜道具都能卖给你。
除非有外敌侵略或国内的动荡威胁到正常的商贸往来，红营的舰队和部队才会刷新在附近，帮助他们驱逐外敌、稳定局势。
如果像西方国家那样搞贸易壁垒、贸易禁运，亦或者如同日本一样锁国，那就得等着红营的舰队上门谈谈自由贸易的事了，对于殖民地和封闭的封建国家，则应该有组织的发展红色运动，从内部将殖民体系和封闭的封建体系打破，纳入自由贸易的星辰大海之中。
红营的船队不是殖民屠杀的帮凶，他们是纵横四海、清剿海盗、维护自由贸易、保护侨民华商的神盾，红营的战士和干部也不必沦为屠杀土着的屠夫，反倒会成为领导土着驱赶殖民者、推翻国王和贵族，协助当地百姓民族发展生产力、获得美好生活的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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