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灾，便是满地的饥民，一袋米就能招来一个壮劳力，这种人能够接受最大程度的压榨，甚至有口饭吃、勉强不饿死就行，干不动活扔出去就完事了，反正一个壮劳力既然都干不动活了，那自然也就没能力造反了。
那么多没有土地可以容纳、或者遭受灾害甚至只是孩子多了分家产就能轻易破产的农户，那些不雇佣他们就只能饿死的人口，是多么低投入高回报的动力来源？要蒸汽机干什么？
劳力的充沛和富余带来了极低的成本，不仅是掌握煤矿的矿主官绅，控制手工业工坊的工坊主和官绅同样也不需要革新技术，就能获取大量的利润，历史上英国人靠着蒸汽驱动的纺织机打垮了印度的纺织业，可鸦片战争之后的英国人将洋布输入中国，却依旧打不过本土的土布。
即便英国人有新式纺织机，即便英国的纺织厂全天二十四小时运转，即便英国的工厂主在厂门前摆着装满霰弹的大炮、逼迫工人每天在机器旁工作十二小时，英国纺织业的生产成本依旧远远高于土布的成本，到最后英国人还是靠着控制关税、强买强卖等一系列不正当的手段，才挤垮了中国本土的纺织业。
需求是推动技术革新和科技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官绅工坊主们靠着低廉的人力成本就能吃得盆满钵满，自然不可能去费心去投资和发展技术。
好比这纺织业，在红营的织坊中开始大规模的技术革新，大量使用三十二锭水力大纺车、可编码提花机等新式机械，清廷治下的织坊受到了大量质美价廉的吉安布冲击之时，官绅和工坊主们第一时间却不是赶紧去革新技术，而是招更多的人、给更少的薪饷、加更多的工作时间，想尽一切办法更加残酷的压榨织工以压缩成本。
侯俊铖以前对于所谓“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一说也深信不疑，可真到了这个时代做起事来，对此却是嗤之以鼻，以明清时期的社会情况，指望着官绅自发的推动科技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即便是真有人把蒸汽机或其他更先进的机械给造出来了，在如今的社会状态下，也不可能依靠私人大规模的运用和推广。
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杀头的买卖挤破头，想要依赖于民间达成技术和科技的进步，那这技术和科技就必须要有利可图，在工坊矿山还能用一袋米换取一个壮劳力之时，任何先进技术都不可能大规模的铺展开来，所谓资本主义萌芽，那也就只能停留在萌芽阶段了。
需求决定技术进步，这一点在后世都是如此，人口红利同时也必然会导致技术困境，在后世都需要上面的统一协调、不断改革、引导投资，还有坚定不移的、壮士断腕一般的淘汰落后产能，从建国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每一次的科技进步，可以说都是依赖于国家的引导和推动。
红营的技术革新和后世其实没什么差别，从各类工坊、织坊的机械运用，到农业上的大型水车、磨坊等等，基本都依赖于红营从上到下的引领和推动，还有强制性的推广，这本身也是红营社会改造的一部分，侯俊铖从一开始就没把希望放在民间的自我发展和几个士人官绅的灵光一闪上。
这蒸汽机也是如此，有了红营的社会改造和对各科杂学的重视，才有了黄履庄创造发明、改良进步的沃土，日后这蒸汽机若是发展到能够实用的地步，也需要红营像推广新式纺织机、炼钢法等技术那般强制去推广。
可没有经历过社会改造的磨砺，以中古时期封建王朝的行政能力，又怎么可能对一整个乃至多个行业进行宏观调控、强制技术更新？就算开了外挂拿着刀子逼着官绅采买了一些新的机械，没有技术积累、没有工匠储备，难道靠那些一袋米就换来的文盲劳力去使用和维护吗？
还是那句话，生产力的发展前提是“人”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红营的社会改造若是能够完成，大量的百姓不用再挣扎在死亡线上，对剥削压迫的忍耐力大大降低，人力成本也因之而飞速提升，那些工厂主、矿主，才会有主动去革新生产技术的动力，经历过大规模扫盲的工匠才能迅速学习掌握新的技术，拥有一定技术官僚和储备的红营，也才能有的放矢的去引导和调控。
“所以，这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侯俊铖啧了一声，抬头看向河边的那个蒸汽机模型，气缸忽然发出巨兽一般的嘶吼声，安全阀喷涌着白气，曲柄连杆忽然剧烈的抖动起来。
一旁协助的一名当年黄宗羲通过郑家从壕境澳找来的佛朗机工匠扯着公鸭一般的嗓子，用带着浓厚口音的汉话喊着：“气压已经超过了鹰格兰皇家科学院的记录！”
“撤火！撤火！”黄履庄也大喊起来，话音未落，却听得轰的一声响，安全阀和进水阀、出水阀的阀门被汹涌的蒸汽轰开，周围的工匠和黄履庄等士子都赶忙扑倒在地躲避着四溢的滚烫蒸汽，手脚并用的逃到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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