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走的那天是7月28日，天热得像扣在头顶的大蒸笼。早上我去他家时，他精神头好得很，正蹲在院角给铁丝笼里的绣眼儿换水。那鸟儿扑棱着翅膀，他伸手轻轻按住，指尖在鸟背上来回抚了抚，嘴里还念叨着：“再养半个月，就能跟去年那只一样，飞出院墙就不回头了。”他手里捏着那个磨得发亮的小本子，翻开的那页画着电壳鸟的草图，旁边写着“7月28日，换新鲜苏子”，字迹比前几天稳当多了，谁能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个清清爽爽的上午。
“这叫肾蕨，”他头也不抬地说，指尖点了点笼边丛生的草叶，“昨天量的叶长五厘米，今天就六厘米了，比你小时候长个子还快。”说话时，他忽然转头冲我笑了笑，嘴角扬得老高——这在以前很少见，他对谁都笑嘻嘻的，唯独对我，总爱撅着嘴，像我欠了他什么似的。
我“哼”了一声，没接话。每年秋天，他总会往家捡鸟儿，不是翅膀断了的绣眼儿，就是腿折了的电壳，有时还有瞎了眼的麻雀。他把堂屋靠窗的位置腾出来，搭了好几个木笼子，里面铺着旧棉絮，食盒里永远有新鲜的小米和切碎的苹果。他总说这些鸟儿得养到春天，等羽毛长齐了再放走，却从没说过为什么费这劲。有次我笑话他：“养着听个响也好啊，白伺候这些哑巴。”他当时正给一只断腿的电壳换药，闻言撅起嘴，半天没理我。其实我后来才懂，他养鸟儿不为了听鸣叫，也许就是为了这些生灵的喜爱。
他记性好得离谱，村东头王奶奶二十年前借过谁家一碗米，他都能说得分毫不差，偏要把这些鸡毛蒜皮记在本子上。以前在县里当文书时，他管的档案从没出过岔子，同事都说他是“活账本”。直到病了这几年，才慢慢忘了那些报表和会议纪要，却把院里的鸟儿、墙角的蕨类记得更牢了。
但前两天，他跟我说的那些话，现在想起来还像针一样扎在心上。
那天他坐在藤椅上，胸口起伏得厉害，手里攥着那支磨短的铅笔，笔杆被汗浸湿了。他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可手刚抬起来就往下坠，试了三次，笔“啪”地掉在地上。“村西头老郑家的孙子，”他喘着气说，声音发颤，“被三个大孩子堵在玉米地，拿砖头……打了脑袋。”
我当时正刷着手机，愣了一下：“人没事吧？”
“没了，”他突然红了眼眶，手死死抓着椅子扶手，指节发白，“才十二岁，昨天出的殡。我想写下来，写这三个孩子为啥这么狠，写这世道咋就容不下个老实孩子……可我手不行了。”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像看着什么不相干的东西，“还有那个释永信，披着袈裟不做人事，这种人都能被捧着，那好好活着的孩子凭啥遭这份罪？他根本不配做人！”
他咳得厉害，像是要把心肝都咳出来。我赶紧递水给他，他喝了两口，又说：“这世道得讲讲理，不然以后村里的孩子……”后面的话被咳嗽吞了下去，只剩他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
谁能想到，两天后的这个上午，他还能利利索索地给鸟儿换水、给蕨类喷水，可到了晚上就不行了。十点多我刚洗漱完准备睡觉，手机突然震得桌子都在响，嫂子的哭声像被掐住的猫从听筒里钻出来：“你哥……你哥没了……”等我疯了似的跑到医院，ICU的灯已经灭了。白大褂的人说，是肾衰竭突然加重，没救过来。我站在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呛得人喉咙发紧，脑子里反复闪着早上他蹲在院角的样子，那么有精神，怎么就说没就没了呢？
这阵子我总坐在他常坐的小马扎上，翻他那个写着“村叟闲谈”的蓝色文件夹。里面全是他写的故事，还有好多草叶子压成的标本，最上面那张铁线蕨旁边，用铅笔写着“二弟说这草难看，其实泡水能治蚊子咬的包”。小本子里夹着张泛黄的工资条，是他刚工作时的，旁边写“第一个月工资，给妈买了双布鞋”，还有张鸟笼草图，标注着“电壳鸟笼间距：2厘米，防卡脚”。我忽然看不懂他了，记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怕自己忘了，还是想给谁留个念想？
我试着给他补了两篇，可写出来的东西干巴巴的，完全不是他那种带着土腥气的鲜活劲儿，撕了又写，写了又撕，最后都揉成了团扔进纸篓。
文件夹里夹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上面只有几个歪歪扭扭的字，笔画重得把纸都戳破了：“砖头……不该砸向孩子……”我一下子想起老郑孙子的事，这大概是他最后想写的话。
他的手机里存着段录音，是他问老郑：“孩子走的时候，手里攥着啥不？”老郑的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攥着片铁线蕨叶子，他说这草能止血……”后面是哥哥的哭声，很轻，像被捂住了嘴。
那天我去村西头，看见老郑蹲在门口，对着空荡荡的院子发呆。墙根下有个歪歪扭扭的画架，上面还粘着半片铁线蕨叶子。“你哥前天来，”老郑突然开口，“说要写个故事，让大伙都看看，孩子是咋没的。他说要是早有人管管，娃就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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