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她梦见自己站在一条空旷的街道上，两旁楼宇倾颓，路灯熄灭。
脚下地砖裂开细缝，无数声音从地底升起，低语汇成洪流，齐声说道：
“我们都在等一句回应。”
而在市政府会议厅内，刘建国正主持“基忆基础设施”三期规划听证会。
反对派代表拍案而起：“你们这是把公共财政浪费在虚无缥缈的记忆工程上！那些录音、那些旧物，早就该进博物馆封存，而不是当作政策依据！”凌晨四点零九分，城北的风比往常更沉。
黄素芬推着那辆锈迹斑斑的清洁车，碾过电话亭前龟裂的地砖。
她本可以绕开——这处废弃岗亭早已不在清扫路线图上，可脚步却像被什么牵引着，停在了玻璃碎了一半的门前。
里面蛛网密布，野猫的粪便混着落叶堆在角落，唯独那部老式公用电话，听筒斜吊在半空，摇晃得极轻，仿佛刚被人放下。
拨号盘停在“017”。
她皱眉。
这种老式转盘机，早该报废十年了。
她伸手去挂，指尖触到金属挂钩的一瞬，一股麻意顺着指腹窜上臂弯，像是有根细针扎进了神经末梢。
她猛地缩手，呼吸微滞。
不是静电。
她盯着那听筒看了许久，最终没再碰它，只默默打开随身携带的小黑板，准备记录异常。
粉笔刚搭上板面，却自己动了起来——
“风走了
脚印还在
你扫的不是地，是时间。”
字迹干涩而深，像用尽力气刻出。
黄素芬屏住呼吸，不动声色地擦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她收拾工具离开时，脚步平稳，背脊挺直，可掌心已沁出一层冷汗。
当晚，她在门缝发现一张干枯的梧桐叶。
叶片蜷曲发脆，背面用炭笔写着一行小字：“谢谢替我说完。”
她没烧，也没扔，只是夹进围裙内袋，压在枕头下。
那一夜，她梦见无数双穿着胶鞋的脚从街头走过，踩着相同的步频，踏在同一条路上，每一步落下，地面都渗出墨迹般的水痕，拼成一个名字，又迅速蒸发。
第二天起，七个老街区的清洁工开始沉默地改变习惯。
她们不再上报工具移位、黑板自书的怪事。
有人发现扫帚柄上的旧刻痕一夜之间加深如新割；有人清晨赶到岗位，看见簸箕里整整齐齐摆着三片落叶，排列方式像某种阵型。
她们互不联系，却默契地从那天起，每日多留十分钟。
站在街角，等风来。
没人说话，也不拍照取证。
她们只是站着，像守墓人，像接班者，像城市遗忘的脉搏本身。
与此同时，七叔收到了那个包裹。
没有寄件人，没有地址，只有洪兴老堂口特制的麻绳捆扎方式——那是丙字组才懂的死结打法。
他剪开绳子，取出一只铁盒，掀盖时，铜锈味扑面而来。
一枚生锈钥匙，半张泛黄地图。
地图边缘焦灼残缺，但“祖坟东侧荒坡”六个红字仍清晰可见，旁边画了个圆圈，内标“陶罐”。
七叔坐在太师椅上，整整一炷香未动。
最终，他穿上布鞋，拄拐出门，身后未带一人。
荒坡杂草齐腰，他按图索骥，掘开浮土三尺，果然挖出一只密封陶罐——灰陶质地，泥封完好，正是当年周影抱着离城时带走的那一尊。
传言说它藏的是洪兴禁令真本，或巨额密账，可当罐盖启封，里面竟无一字纸、无一金锭。
只有一团缠绕整齐的铜线，中央嵌着指甲盖大小的磁片。
他将磁片送至地下技术室，交由信得过的老技工读取。
机器启动后，数据缓缓浮现——
三十年前洪兴内部清洗名单原始备份。
每一行名字、职务、罪名、执行日期，甚至签名笔迹的运笔力度，全都完整留存，未受任何消磁处理。
这是真正的“铁证”，足以掀翻半个江湖的老账。
然而最令人震骇的，是末尾新增的一行编码。
破译后仅八字：
“执行人：王家杰，指令来源：三叔。”
技工脸色煞白，抬头欲言，却发现七叔已闭目静坐，面如古井。
良久，他睁开眼，只道一句：“原样埋回去。”
陶罐重封，回填浮土，他亲自动手。
临走前，从袖中取出一块青砖，正面阴刻“丙字乙组”四字，稳稳压于土上。
当夜，七十三台分布全市的老旧打印机，在无网络、无电源状态下同时启动。
滚轮转动，纸张吐出。
仍是白纸。
可这一次，每一张纸的边缘都微微卷曲，像是被一只温热的手长久握过，又轻轻松开。
凌晨三点十七分，钟不响。
可摆锤还在晃。
郑其安站在FM600主控室的玻璃前，指尖抵着冰凉的屏幕边缘。
那条“影频段”的波形曲线正以极其微弱却坚定的节奏起伏，像沉睡者胸口缓慢的呼吸。
七日一轮，阴历初七、十七、二十七——每一次峰值都准时到来，如同某种古老的节律被重新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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