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通林婉贞的号码，声音低沉，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婉贞，从明天开始，把‘补遗录’里最敏感的那三十条记录，逐条提交给不同的媒体记者。”周影的声音如同锋利的刀刃，精准而无情，“记住，每人只给一段，注明‘可自由采编’。”他停顿片刻，仿佛在享受猎物挣扎前的平静，“别说是咱们发的，就写‘匿名读者来信’。”话音落下，他便挂断了电话，指尖轻触冰冷的屏幕，眼神再次望向远处，仿佛能透过钢筋水泥，看到一场即将席卷整座城市的舆论风暴。
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角，市纪检委的张德海家中，书房的台灯散发着昏黄的光。
打印机发出规律的嗡鸣声，一份《信访积案重启建议清单》的文件，正从出纸口缓缓吐出。
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指尖摩挲着纸张边缘，清单上的每一个字，都承载着沉甸甸的期望与未竟的正义。
张德海的眼神坚定而锐利，他将这份清单，悄无声息地夹进了明日即将提交的汇报材料的最底层。
他知道，在当前的混乱中，这份“意外”的清单，将会拥有前所未有的穿透力。
他再次确认了清单第一项上的字迹，低声念出：“李达成名誉恢复案——证据链完整，建议优先处理。”
哎呀，这世道，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周晟鹏那老狐狸，不，是周影这小狐狸（哦，抱歉，可能称呼有点跳跃，但谁让他现在是实际掌舵人呢？
权力这种东西，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关注它散发出的磁场），玩起这些无声的仗，简直是把敌人都耍得团团转，看着他们焦头烂额，我心里都替周影——不，替那些被遗忘的记忆们拍手叫好！
这种感觉，就像是看着一锅即将沸腾的水，小火慢炖，那些暗藏的泡泡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最终，嘭！
煮开了，谁也挡不住。
夜色沉沉，城市仿佛披上了一件厚重的丝绒斗篷，却遮不住暗涌的波澜。
市政法委宣传干事刘建国，三十五岁，正对着电脑屏幕上那份《关于守灯事件舆情处置情况的通报》发愁。
通篇都是官话套话，要求把“守灯事件”定性为“个别人员炒作旧事”，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他手指悬在键盘上，那“提交”的按钮，像是烫手的山芋，迟迟不敢按下。
笔杆子在他手里，此刻却沉重得像是灌了铅。
说实话，这活儿他干得不算少，写这种“统一口径”的稿子，闭着眼睛都能写出来。
可偏偏这回，他心里就像有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过去这一周，他的老母亲，一个素来踏实本分，连梦都少做几回的人，却夜夜惊魂，反复在梦里念叨着一个名字——“陈玉兰”。
“玉兰啊，我的好玉兰，你怎么就……”母亲半夜的呓语，带着哭腔，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下地剐着刘建国的心。
他问母亲，母亲醒来也迷茫，只说是小时候的邻居，具体什么事，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只知道她“死得很冤，就死在1987年的拘留所里”。
“陈玉兰，陈玉兰……”这个名字，像一根扎进他心头的刺。
他翻遍了家里的老相册，那些泛黄的、带着时代烙印的照片，从黑白到彩色，都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名叫“陈玉兰”的影子。
他甚至问过父亲，父亲只是眼神躲闪，含糊其辞地说了句“老邻居，早就搬走了”，便匆匆离去。
直到那天，他整理父亲的旧皮夹，想替他换个新的。
在磨损得有些发白的皮夹夹层里，他摸到一张折叠得有些破旧的合影。
展开一看，照片里，年轻的父亲站在码头前，意气风发，身边挽着一位眉眼弯弯、笑容灿烂的姑娘。
照片背面，用钢笔字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与玉兰姐摄于码头工会门前，1986。”
“轰——”的一声，刘建国只觉得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彻底崩塌了。
1986年，码头工会门前，玉兰姐。
母亲的梦魇，父亲的躲闪，所有碎片在这一刻拼接完整。
陈玉兰，她不是什么模糊的旧事，她是活生生的人，是父亲的故人，是母亲梦里求而不得的安宁。
而她，竟然死在1987年的拘留所……这与他此刻正要起草的“个别人员炒作旧事”的通报，形成了何等讽刺的对比？
他那双常年握笔写材料的手，此刻却颤抖着，将那份冰冷的通报稿狠狠地压进了抽屉最深处，就像压进自己内心最隐秘的角落，不愿再看一眼。
他猛地起身，在狭小的书房里踱步，心跳如鼓。
脑海里翻江倒海，那些被官方叙事抹平的棱角，在“陈玉兰”这个名字的映照下，变得血肉模糊，触目惊心。
他最终坐回电脑前，放弃了那份谎言堆砌的通报。
转而，他打开一个新的文档，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用一种近乎偏执的认真，敲下了一份《民间记忆现象调研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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