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国朝初年的范文公领导下，最盛时号称“门下海内，流泽四夷”。
像他的老师人称“龟山先生”的杨时，乃是出自范文公门下最小的弟子，而他自己则是杨时的得意门生：有着“惟从彦可与之言道，吾弟子千余人无及得从彦者”的评价。
只是随着时过境迁，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前代的范文公所留下的道统，也随着对其理念的不同阐释和别样认知，变得崩解离析。
只有“龟山先生”杨时所传下来的这一脉，还在坚持着初衷和传统的理念。但是太平日久之下，如今国朝之中的各种学派源流，此起彼伏相竞于朝野舆情，而争相投献闻名于公卿显贵之家，并崇之为时尚。
因此，在这个年头，喜欢高谈阔论，然后醉心于做研究和考证，引经据典的出论文，藉此扬名搏出位的人委实不少；但是愿意埋下身去踏踏实实做事和实践教化之道的人，却是太少了。
更何况，身为一代士人，空有名声还不够，须有不同种类的得力弟子，来为尊师鼓吹和宣扬，交游唱和酬酢，乃至善加经营和运作，而吸引聚附更多的人投入门下，共襄声势。
因为这一派所坚持的核心与根本，就是先贤所倡达的“有教无类”，认为只要世世代代的教化下去，最终的启蒙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就能积累量变成质变，而广出俊才重现先贤治世。
这话，从理论上说当然是没错的，并且在后世得到了部分实现。当时放在此时此世的时代背景下，却不免为那些经济派，嘲笑为天真和迂执并兼有之。
用后世的话说，就是某种政治不正确，不利于现有当权者理想中阶级固化的把持和垄断。上位者们要的可不是什么人人如龙的理想治世，而是希望能够让子孙的荣华富贵和牧民如猪羊的权柄，千秋万代的传习下去。
而世间任何理论基础，都已经为此服务的。
当然了，因为这一派在对外征拓上还很有些的用处，故此，国朝的上位者们固然不会去可以禁绝，但也不愿意去主动弘扬和推广的。
因为龟山一脉在学术上的格调不高，门下生徒也是泛而良莠不齐，因此，在让人趋之若鹜的官道仕途之上，也很少出什么给力的人物，而自然而然的形成朋党和同年之类的荫庇关系。
更何况这一脉还强调在生活上的勤俭节欲，日用所需的自力自足，就算是接受生徒的奉纳和修束，也只保持最基本的额需要就好了。因此，很有些远离声舍犬马的道门清净影响。
故而，
经年日久之下，就不免人才流失或是转投他门，做学问的逐渐凋零的窘况，只能靠基础足够大的授业生徒数量，来苦苦维持着基本的局面和境况。
以至于，他们这些教化派在具体学成之后，只能在那些偏远的海外诸侯、藩家的地盘上，以外藩学堂、或是客聘教师的身份，继续自己的传业授道之路，却始终无法再国朝内部和高层，获得足够的认可和重视。
毕竟，像这种费时费力投入，周期长而见效慢的授业之道，不是什么人都有耐心和性子，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也不代表他们都能耐得住寂寞和诱惑。
因此，在一些被看好的苗子，在现实的压力下纷纷转投出路，最终支撑龟山学派日常局面的，反倒是那些资质不怎么样也上进无望的普通生徒。
此外，还有一些在海外藩家授学，所留下的渊源和渠道，能或多或少的获得一些赞助和支持，罗从彦所代表的龟山学派，才没有因此沉沦末流，或是就此一阕不振。
这一次，却是收到罗藩为首的邀约，他本拟年纪渐大，只想在寿尽前潜心授徒，不欲再经受海涂奔波之劳苦，而予以宛然谢绝的了。
但是因为，他也算是抚远州罗氏的远宗，却不过当地藩家的力请才勉强得以成行。然后，发现自己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他所去的外藩地既不是夷洲，也不是所谓的江南，而是远至淮河以北的淮东之地。
正所谓既来之则安之，在千里迢迢的渡海之后，第一次重新踏足中原故土，却是别有一番心境和意味的。
因为，这里虽然一切都还是百废待新，尚在草创阶段，但宏扬教化之道，却已经走在相当超前的位置上了。
作为指直接也是最有利的证明，居然是从孩童开始，官府就咬强制离家，接受工读形式启蒙教育的，掌握了政权和社会资源之后，居然还可以这么做，这给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方向。
早年曾经偃旗息鼓的心思和信念，再次被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情怀给鼓动起来。
将毕生所学，在中原故土从新发扬光大的预期和诱惑，饶是已经心志淡泊的他，也无法拒绝和抗衡的诱惑。
因为，这里需要的不是那种擅长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能够做高深学问之人，而只需要大量能够让人粗通文墨，满足基本生活日常需要的启蒙教师。
这样的话，他那些蛰伏和沉沦在地方上，颇不得志的师生故旧，也就能派上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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