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和四年的初雪，悄然覆盖了京城的琉璃瓦。
安阳候府内，炭盆烧得正暖，驱散了冬日的寒意。
叶明坐在书案前，面前摊开的并非格物图纸，而是一摞厚厚的、来自帝国各州府的政情简报、财政报表以及关于新政推行利弊的激烈争论记录。
数月前，一纸诏书抵达安阳。
李君泽以“安阳之治，功在社稷；格物之效，利在千秋”为由，加封叶明为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入阁参政，并特旨其“统筹天下新政事宜，总揽格物推广之政”。
这意味着，叶明正式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安阳，被推到了帝国改革舞台的最中央，成为了掌管全国新政的“总工程师”。
这道旨意在朝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赞誉者称陛下慧眼识珠，改革有望；质疑者则暗讽叶明以一介幸进之臣，骤登高位，恐非国家之福；更有不少利益受损的保守势力，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叶明自己，对此则有着清醒的认识。
他知道，这既是莫大的信任与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与挑战。
安阳的成功，有其特殊性，是相对独立环境下集中资源、大刀阔斧的结果。而要将这套模式推广至风俗各异、利益盘根错节的全国，其难度不亚于重新打造一个安阳，甚至更为复杂。
入京已有月余，他并未急于推出新的政策，而是如同一个初入实验室的学者，首先开始“测定数据”——深入了解这个庞大帝国的真实运行机制、各方势力的诉求与底线，以及新政在各地推行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周先生，你看这江南漕运总督的奏折，”叶明将一份公文递给一同调入京城的周廷玉，“言及漕粮改由部分铁路运输后，沿线数万漕工、船户生计无着，恐生民变。此乃新政必然触及之痛，然如何疏导，方为上策？”
周廷玉接过细看，沉吟道：“大人，此事确需慎重。漕运关乎京城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
“或可以工代赈，招募漕工参与铁路维护、河道疏浚；或引导其转向新兴工坊、商队；再者，朝廷可设立专项抚恤银，助其过渡。关键在于，要让百姓看到转机，而非绝路。”
叶明点头，提笔在奏折上写下批注：“着户部、工部会同漕运总督，速拟漕工转业安置及抚恤细则上报。新政之利，当惠及于民，而非使民受损。”
他又拿起一份来自西南边陲的急报，那里推广新式农具遇阻，当地土司以“不合祖制”为由，抵制官府推广，甚至发生了小规模冲突。
“顾慎前几日来信，说他那边新军演练，火器与骑兵配合已初见成效。”叶明揉了揉眉心，对周廷玉苦笑道，“可见，有时候，手里有硬家伙，道理才讲得通。但对付这些地方势力，又不能一味用强。”
“大人所虑极是。”
周廷玉道，“西南之事，需刚柔并济。或可派遣熟悉当地情势、又通晓新政的干吏前往，许以利诱，陈以利害。亦可请靖北王以军威稍作震慑，但主要还需以实际利益，让其看到新政之好处。比如，帮助他们开采山中矿产，或引进适合当地的纺织技术。”
主臣二人就在这温暖的室内，针对各地纷繁复杂的问题，逐一分析，商讨对策。叶明发现，在京城做事的逻辑与在安阳截然不同。
在安阳，他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令行禁止。而在京城，他更多是一个协调者、平衡者，需要在各种利益诉求和权力博弈中，寻找最大公约数，推动事情向前发展。
这日，例行朝会。
金銮殿上，气氛庄严肃穆。当讨论到明年预算，尤其是关于扩大格物院体系、增建官药局和继续铺设铁路的巨额拨款时，争议再起。
一位须发皆白、出身清流的都御史出列，手持玉笏，声音洪亮：“陛下！臣以为，近年朝廷于格物、新政投入过巨，致使国库空虚，民生凋敝！各地为完成新政指标，强行摊派，滋扰地方，怨声载道！长此以往，恐本末倒置，动摇国本！恳请陛下暂缓新政，与民休息！”
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了不少保守派官员的附和。
叶明立于文官班列前排，神色平静。他知道，这是迟早要面对的正面交锋。
李君泽端坐龙椅，目光扫过下方，最终落在叶明身上：“叶卿，对此，你有何看法？”
叶明出列，躬身一礼，声音清晰而沉稳：“陛下，诸位大人。御史所言，民生为要，此乃治国之基，臣深以为然。”
他先肯定了对方的出发点，缓和了一下气氛，随即话锋一转：“然，所谓‘国库空虚’，臣查阅近年户部档案，因新政推行，商税、矿税连年增长，去岁岁入已较新政前增三成有余，何来空虚之说？”
“所谓‘滋扰地方’，臣亦承认，任何变革必有阵痛，各地执行或有偏差，此正需我辈加以匡正、引导，而非因噎废食。”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那些持反对意见的官员：“至于‘本末倒置’……臣敢问，若无安阳格物所出之新式农具、优选粮种，去岁北旱南涝，我大庆何以能保境安民，无大规模流徙之祸？若无电报之速，边疆军情何以能瞬息而至，陛下决策何以能如此精准？若无铁路之利，北疆之煤、晋地之铁、江南之丝，何以能快速流通，降低成本，惠及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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