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保卫总局在训练营里给张牵牛出具的鉴定的3c――可控制使用第三级。许可翻到最新的一次政治鉴定：3b。作为一个服役超过二年的老海军，他的政治鉴定未免低了一些。
接着他又翻阅了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的十人团相关报告，报告中指出张牵牛“好勇斗狠，自由散漫，纪律性不强”。
再看他的违纪记录，前前后后十几次，属于“大错没有。小错不断”，而且基本和“好勇斗狠，自由散漫”八个字有关。其中与喝酒有关的违纪竟然占据了大多数。有的是醉酒后没有及时回舰，有的是酒后斗殴。最近的三次居然就发生在一个月内。
可想而知他在海军中混得就很一般了，按照他的服役时间和参加的巡航次数，怎么也该混到上士这个层面了。
许可大致已经在脑海中勾勒出了这个人的1 3看網习能力差，好酒，讲朋友义气。
这样一个人突然被人杀死，又被残忍的砍掉了脑袋丢入大海，案件的动机就变得有些复杂了。
既然他既不好色，又不是同性恋，显然不会是情杀，如果说是谋财害命，一个海军上士，又以他这样的生活状态，不会有很多积蓄。而且士兵们的军饷大多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到储蓄账户上，他身边不可能有许多现金。
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是个难点，但是这里是高雄，不是什么人都能来得临高。占据高雄九成以上的人口是在近乎囚禁的状态下，能够自由活动的人，每一个都能查到明确的动向和背景。
许可警觉起来了：砍掉人头，剥光衣服，显然是防备着万一尸体被发现之后让他们无法辨认身份。即使在21世纪，这也是反侦察手段中很有用的一招。要不是有人辨认出了他的纹身，张牵牛的头上可能就永远要戴着一顶说不清的“失踪”帽子了。
许可考虑再三，给卫生所打了个电话找雷恩，询问张牵牛的尸检报告。
雷恩作为专业的防疫人员，被卫生部派到在高雄担任卫生所的头头。他在电话里告诉许可：检验下来张牵牛的致死伤的确是腰部的一刀，但是在肠胃和血液中发现了大量的酒精，已经达到了醉酒的标准。因而他很可能是被人灌醉之后杀死的。至于头颅，的确是死后再砍掉的。
“凶器和刀具能判定吗？”
“从刀口看，凶器是一柄匕首，砍掉脑袋的就是海军的标准砍刀。”雷恩说，“听说是没有找到凶器。不过我找了一柄海军的砍刀比对了下。”
“多谢了。尸体麻烦再保留几天。”
“没问题，有问题你再打电话来吧。”
许可放下电话，又开始翻阅调阅来得记录。
根据海军旗津营地的记录，张牵牛是在前天的下午二点出门的，登记的去向是高雄市区――市区有一家规模较大的陆海军服务社，有酒馆、餐厅和商店。休假的陆海军士兵常常去那里消遣。照规矩应该在下午六点前返回营地
按照当天十八点之后陆海军联合巡逻队的记录，在当天拘留的逾期未归军人中没有张牵牛的名字。显然，他在十八点之前要么已经死了要么被人挟持在秘密地点。
许可又亲自去了一趟军人服务社。服务社的人很快就认出了张牵牛的照片，说他有时到这里来，但是因为有二三次酗酒闹事被巡逻队抓过，最近一直没见他来过。
显然，事发当天张牵牛没有到军人服务社，那么他去哪里喝酒了呢？
许可立刻关照把和张牵牛关系较好的几名水兵和他的直接指挥官传唤来询问。
他从这些人口中知道了一个重要线索：张牵牛最近经常到商业街的酒馆去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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