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新道教只在黎区传教是不足的，尽管张应宸靠着自家的医术、元老院特批的药品和黎苗办的配合，在黎区打开了局面，但是教职人员的缺乏至今仍然是困扰着新道教的难题。从黎区带出的适龄道生因为语言文化问题，不得不转送到芳草地去培训，张应宸去教育部门争取了好几次也只换回了每周半天的教义课程――还不知道教育部的那些元老有没有给道生灌输了太多有的没的超前意识形态。
要自己培训，他既无师资又缺少场地，云笈观现在的物质条件还没法承担起学校的重任。于是张应宸在动身出发到杭州去之前不得不捏着鼻子从琼州地区那些落第童生开的乩堂下手。
趁着琼州地区治安战的扩大，两人以“创建精神文明”为借口，鼓动着刘翔等各县的县办主任将琼山、澄迈等地的十几处乩堂都查封了，主持乩堂的十来个老童生和他们的家眷也都被丢进了马枭的劳改营里。
对乩堂下手而不是查抄道观――琼北、琼南颇有一些道观，有的规模和道产还颇为可观，张道长原本对此都有盘算。但是这次他都放过了，这是他与戴锷商议后的结果。一来直接对宗教场所动手，难免留下恶名，而且这种**裸的吞并行为，以后的历史书上总不会有太好看的评语。相对的，乩堂这种基本上由落魄的读书人搞起来的迷信活动场所，取缔起来毫无压力不说，就是再苛刻的土著儒士也得承认这是“正名教、淳风俗”的好事――假如这些儒士还想要在澳洲人的治下讨生活的话。
留守在马枭教堂的耶稣会士对于新来的童生“羔羊”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耶稣会在大陆的经验表明，皈依了基督教的知识阶层能够轻易实现传教工作由点到面的扩散效应。虽然这些尚未回归主的怀抱的羔羊只是最末流的童生，但在海南岛这种明国标准的蛮荒之地，也算是稀有物种。
无奈早预料到这一层的戴锷并没有给他的欧洲同行们上下其手的机会，紧跟着押送部队进了战俘营。虽然新道教的领导者们没有在大本营和教会方面挑起正面冲突的意愿，但也不喜欢有人朝自己的领域胡乱伸手。
“走入歧路又如何？当年薛道光错参胡教，一遇张紫阳真人，不也重证大道？”满面庄严神色的戴锷这样说着，一边给在战俘营剃了光头的童生学员们发着新道教的宣传小册子。
事实证明人在绝境之中皈依宗教的速度总是惊人无比，战战兢兢落入澳洲人战俘营的老童生们不出一个星期就全部皈依在了戴锷门下――有宗教办档案室的那一打半通不通的贽启为证。
尽管不久之后，在云笈观每日开义务科普脱盲班的戴锷以及飞云社的某几位闲人就对这些三四十岁的老童生那低下无比的学力而感到头痛无比，但至少识文断字的老童生要比汉话都说不清楚的黎人少年要强一些――起码现阶段而言，老童生参加上几个月高强度培训就能派出去传教。
唯一的缺点是，他们的狂热精神实在不够，比之于黎民道生，童生们缺乏一种愿意“献身”的精神，而在他们前往传道的地方，这种精神是必不可少的。暂时只能先凑合凑合的用了。
“具体派遣他们去哪里，你等我的电报。在我的电报没来前你要抓紧时间给他们洗脑，顺便增加点营养。”张应宸在出发前和戴锷的密谈中如此嘱咐他。“现阶段，你在临高的工作重点不是扩大传教。”
元老院不会把资源浪费在宗教文明建设上，这种事说到底还要张“掌教”自己去找辙――而是为元老院的发动机行动贡献力量。起码要证明，道教理事会对元老院除了无可怀疑的忠诚外，还有同样无可怀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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