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六十年，三月初九，清晨，北京。
天色尚是蟹壳青，薄雾如纱，笼罩着巍峨的皇城和棋盘格般的街巷。
但往日此时尚显寂静的京师，今日却不同。
各衙门点卯的时间未到，许多官员的轿马便已早早出动，来到了自己的衙门。
昨夜，发生大事了。
都察院的值房里，几名御史已经聚在一起，低声而急促地交谈着。
“听说了吗？昨夜西苑动静极大，禁军调动，宫门夜开，御辇夤夜入宫！”
一位中年御史压着嗓子，脸上满是忧色。
“何止听说！子时前后，城中分明听到马蹄声、车辕声不绝，灯火通明……” 另一位年轻些的言官接口，声音都有些发颤：“这阵仗……这阵仗让我想起家中祖父曾言，世宗肃皇帝晚年，也是从西苑突然回銮，然后……”
他的话没说完，但所有人都明白那未尽之意。
六十多年前的嘉靖皇帝，正是在最后一次从西苑返回紫禁城后不久，便龙驭上宾。
历史的阴影，在这一刻显得如此沉重而迫近。
值房里一片压抑的沉默。
年资最老、须发皆白的左都御史叹了口气，打破沉寂：“慎言。陛下乃天子，自有百灵护佑。或许只是春寒料峭，西苑不便将养，回宫休憩罢了。”
话虽如此，他眉宇间的忧虑却丝毫未减。
一位年迈帝王突然离开常居的苑囿返回大内，往往意味着什么……
类似的情景，在六部衙门、通政司、大理寺……凡消息灵通些的官员聚集处，都在隐秘而焦虑地上演。
担忧如同投入静湖的石子，涟漪迅速扩散。
尽管人人都知道，龙椅上的那位皇帝陛下，自十岁登基，至今已御极整整六十年，在本朝历代帝王中，已是罕见的遐龄。
按常理，这已是圆满，甚至是福寿过人。
可当这一天可能真的近在眼前时，一种巨大的、混杂着崇敬、依赖、恐惧与不舍的复杂情绪，攫住了整个朝野。
这六十年，这位皇帝陛下塑造了他们现在所熟知的一切。
他早年重用高高拱，张居正，海瑞……厉行改革，为帝国打下坚实底子……
青中年开疆拓土，南洋、倭地、藏边，版图之广，直追汉唐……
晚年又以铁腕整肃吏治，颁布《忠臣要略》，硬生生在“盛世”的光鲜外表下，刮骨疗毒，重塑官场风气。
虽然手段严苛，令不少人战战兢兢，但不可否认，正是这持续的雷霆雨露，才有了今日。
国库里堆积如山的粮食与银两，户部黄册上那令人咋舌的四万万余口丁数，边关烽燧久不举烟，九边将士粮饷充足、甲械精良，从江南到塞北，驿站畅通，商旅往来，市井繁华，更不用说那远在南洋、倭地，已成汉家乐土的百万移民，每年巨舶满载着稻米、蔗糖、香料、金银源源北输，反哺母国……
这万历六十年，早已不是嘉靖末年那国库空虚、边患频仍、党争不断的模样。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疆域辽阔、人口繁盛、国力蒸蒸日上的“万历盛世”。
而这一切的塑造者与核心，便是在百官眼中那位如今正静静躺在紫禁城深处、生死未卜的老人。
官员们的心情是矛盾的。
他们敬畏皇帝的威严，甚至有些惧怕他晚年那双仿佛能洞悉一切贪渎的眼睛。
但更多的，是一种身处伟大时代的参与感与自豪感，以及对这个时代缔造者深深的、近乎本能的依赖。
陛下就像一根定海神针，有他在，哪怕他久居西苑不问细务，众人心里也觉得踏实，觉得这庞大的帝国机器有其明确无误的轴心。
这几年，皇帝虽深居简出，但并非完全隔绝。
他通过内阁和司礼监，依旧牢牢掌控着大局。
更让官员们感念的是，皇帝时常有“特恩”。
他会通过厂卫和都察院的密报，留意各地政绩卓着、官声清廉的官员，或民间那些孝悌忠信、急公好义的楷模，然后突然降下旨意，或召至西苑觐见勉慰，或直接给予擢升、赏赐。
这些举动往往出人意料，却极大地鼓舞了实干清廉之士，也让“忠臣五要”和“好人好事”不再仅仅是纸面文章，而有了实实在在的荣耀和利益驱动。
社会风气，至少在表面和上层，为之一清。
至于移民，早年为了充实边疆海外，地方上确实有过强制迁徙的政令，引发不少民怨。
但如今，随着南洋、倭地六省等藩国日益富庶安定，汉人在当地已占据绝对主导，拥有良田、宅邸和远超内地普通农户的生活，消息传回，反而吸引了大量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手工艺人自愿前往。
朝廷的移民政策早已从“强制”转变为“引导鼓励”，提供路费、种子、安家银，报名者络绎不绝。
帝国的疆域在无形中巩固，人口压力得以舒缓，海外领地也获得了持续的人力输入。
这一切良性循环的起点，都可追溯到皇帝数十年前坚定不移的拓殖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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