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常澍带着整理好的摘要，于两日后再度踏入乾清宫。
殿内冰鉴散着丝丝凉气，稍稍缓解了夏日的燥热，他将那本自己整理好的素面册子恭敬呈上，条理清晰地汇报了阅看奏章的分类、摘录的标准。
朱翊钧安静听着，偶尔啜一口清茶，目光落在册子上那些被精心摘录出的字句。
待儿子说完，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平稳：“你能看出敷衍与真切，能辨空谈与实务，这很好。为君者，耳中需听八方风雨，眼中要识百样人心。”
朱常澍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将盘旋心头数日的疑问说了出来：“父皇明鉴。儿臣阅看时也在想，‘忠、仁、能、廉、和’五要，道理至正，人心皆明。”
“然人性自有趋利避害、好逸恶劳之惰性，官场更有积年盘结之利益、彼此包庇之旧习。文章道理，如春风化雨，能润泽心田，可若要涤荡那些……那些根深蒂固的积弊与惰性，单靠倡导与感召，恐力有未逮。”
“譬如西北之案，若无雷霆手段，断难廓清。”
“儿臣愚钝，敢问父皇，日后若再遇此类……‘顽疾’，或仅是普遍存在的推诿、苟且、贪墨小隙，当如何持续施治，方不使‘五要’沦为纸上空谈？”
太子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这不仅是他的疑惑，恐怕也是许多看到《忠臣要略》的清醒官员心中的疑问。
朱翊钧放下茶盏，目光从册子上移开，投向殿外被烈日照得发白的宫砖。沉默了片刻，他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冷硬与决断：“春风化雨，需有时。雷霆霜雪，亦需有时。”
“文章，是立规矩，明道路，告诉天下人，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这是‘教’。”
“但‘教’不足以戒众，仁不能以治国。”
“荀子有言：‘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
他顿了顿，目光转回，看着儿子，那眼神深处似有寒星闪动：“自万历五十年始，凡有贪墨坏法、残民以逞、渎职废事、结党营私、欺君罔上，一旦事发查实，不必再存姑息之念，不必再论‘水至清’之说。”
“该夺职的夺职，该流放的流放，该杀的，就杀。”
“朕这些年，或是年纪长了，或是看这‘盛世’久了，确有过分宽纵之处，总想着大局平稳，些许瑕疵可容。”
“西北之事，给朕敲了警钟。朕容得下他们六分想自己，两分念朝廷，两分顾百姓，这已是朕的底线。”
“可若有人，连这底线都要践踏，将那两分朝廷公义、两分百姓生计也贪了去，只顾他那十分的私欲……那便是自绝于朝廷，自绝于天下。”
“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如今虽非乱世，然吏治若持续疲敝，便是盛世之大患，迟早酿成大乱。”
“矫枉有时必须过正。”
“朕已明明白白将道理写在月报之上，晓谕天下。此后，再犯者，便是明知故犯，其心可诛。”
说这些话的时候，年老的朱翊钧脸上满是杀意。
朱常澍闻言，心头凛然。
父皇这番话，清晰无误地传递出一个信号，宽仁抚慰的时期已经过去，接下来将是一个纪律严明、执法趋紧的阶段。
父皇这是真要一改前些年的“宽松”，以铁腕护持他亲手写下的“规矩”。
“儿臣明白了。”
朱翊钧面色稍缓，又说起了点了点头：“这些具体的建言，是好事。可见明白人还是有的。将摘要交与内阁，命他们会同吏部、都察院、户部详议，尽快拿出可操作的条陈章程来。”
“好的建言，该采纳便采纳，该试行便试行。”
父子二人又就几位提出切实建言的官员略作讨论，朱翊钧甚至问了问太子对这些官员既往政绩的印象。
殿内的气氛，从方才论及刑杀的凛冽，稍稍转为务实政事的沉静。
就在紫禁城内的父子对话为这场整风定下强硬基调的同时，《燕京月报》六月二十日的特刊，正以驿传系统的最高速度，飞向帝国的每一个行省、每一个府州。
数日之后，各省省会、要冲之地的官员，陆续收到了这份非同寻常的报纸。
南京，留都。
兵部尚书王永光读到报纸时，正在玄武湖的画舫上与几位致仕老臣小聚。
仆人将加急送来的月报呈上，他起初不以为意，直到看见那两篇并列的文章标题。
画舫内的丝竹谈笑渐渐停歇，几位老臣传阅着报纸，面色都严肃起来。
“陛下……这是将海刚峰公供起来，做了百官的一面镜子，又亲手打磨了一柄尺子啊。”
“留都官闲，但心不能闲。明日便召集各部堂官，研读此二文。陛下‘任事以能’之训，于我等亦是鞭策。”
山西，太原。
巡抚杨涟几乎是屏住呼吸读完的。
他第一时间关注的，自然是陛下对吏治，尤其是对地方大员责任的论述。
每读一句，蒲津驿那惊魂一夜的记忆便清晰一分，背上仿佛又有冷汗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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