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龙最合适的购买时间是夏季，这段时间属于北美捕捞旺季，数量大，价格便宜，同时因为刚换壳的原因，肉质鲜嫩，性价比非常高。
可要是按消费习惯来算，国内波龙的真正的旺季其实是春节前的这一个月，宴席、送礼、年夜饭，全是硬消费，哪怕这时候的价格贵，活龙少，还以硬壳为主，也难以阻挡大家的消费热情。
所以混在冷链中的病毒，借着年前的这波消费旺季的东风，从美国传入国内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有可能和找到确定的证据是两回事。
哪怕钱佳宁打心底里认同陈锦年的说法，她也不在镜头前表示出赞同，而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进行质疑。
“低温确实能让病毒长期存活，可在检测到检测到病毒以前，这些只能作为猜测，没法当做证据。”
“我为什么要找证据？”
陈锦年哭笑不得。
“我就是一个拍电影的，只要我觉得逻辑上讲得通，我就可以下场干了，至于证据，那不是我要关心的，咱们国内有最先进的实验器械、最顶尖的专家、和最优秀的团队，只要给他们时间，他们就能把证据找出来。”
“可是……”
钱佳宁扭头看了一眼正在头疼的秦南星，然后提醒了一句。
“我们的采访是在正式场合发表的，全部给予猜测的事情，很容易引起舆论。”
“我不怕舆论，恰恰相反，如果不能尽快把舆论带起来，咱们如何和西方的喉舌打擂台。”
“能展开讲讲吗？”钱佳宁有些没听明白。
“很简单，西班牙流感就是前车之鉴，西班牙流感的爆发地是美国，是美军把流感带到了海外，但黑锅却让敢于报道疫情的西班牙背了，并且一背就是一百年，一直到2015年，世卫组织颁布正式规定，不准再用国家和地名给病毒明明，西班牙流感的称呼，才逐渐被1918大流感取代。”
“如果我们不把关键争论清楚，你信不信，某些国外的媒体将开足马力，将这次的肺炎疫情污名化成武汉肺炎或者中国肺炎，然后把他们那套根植于文化里的种族偏见和丑恶嘴脸，毫无保留的展示出来。”
陈锦年的嘴边带着若有若无的冷笑。
原本，是陈锦年打算在后续承接疫情纪录片的时候，再把这些信息抛出的，但他没想到央视会派人过来，而且派来的还是他认识的钱佳宁。
索性便借着被采访的机会，直接把这些争议点出来，让大家去讨论，去质疑。
“……”
当听到这些言论的时候，哪怕政治嗅觉不敏锐的钱佳宁都感觉到问题了，这些东西，真的是能剪出来放到台里播的吗？
“陈总，你得观点是否有些太激进了。”
不得已的秦南星，只得再次开口。
“我说的只是历史而已，何来的激进？如果你觉得我激进，你可以找找网上的狮吹和虎吹，两者在中文互联网上打的不可开交，本质上就是近代西方掌握全球话语权，刻意尊狮贬虎，将西方的狮子符号塑造成西方王权的标杆，从而引起了东方群体的情绪反扑的结果。”
“西方在输出文化霸权的时候，连动物领域都没有放过，我不相信他们在面对咱们国内疫情爆发的时候，会忍住不动。”
“上次非典时，《华尔街日报》称SARS为‘广东病毒’和‘中国病毒’；《泰晤士报》在头版封面上用我们的国旗配肺部影像，并用大字标注‘非典民族’；《新闻世界》标题为‘非典是中国毁灭世界的武器’；《华尔街日报》造谣我们拒绝向世卫提供疫情信息；《时代周刊》炮制军队医院瞒报的假新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BBC无视世卫的调查结论，持续宣称我们存在系统性瞒报。”
陈锦年用冰冷的语气一一爆出那些耳熟能详的国际主流媒体，将他们的真实面目逐一揭露，也让秦南星的“偏激”二字显得苍白无力。
“如果你觉得这些不够，我可以继续说。”
“2003年5月的《经济学家》，用毛主席戴口罩的大特写作为封面，并配文‘萨斯病毒：会成为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
“2003年5月5日，《卫报》标题为：在中国，暴力与SARS一同传播，通知在文中编造农民骚乱、隔离区暴力抗议的假新闻。”
“同一天，《法新社》同样编造假新闻，大肆宣传中国农民在隔离区袭击官员的消息。”
“还是同一天，《路透社》同样在宣传提到中国农民骚乱和中国解雇官员的假消息。”
“一天后的5月6日，《独立日报》的标题为：中国，被病毒围困的国家，并在文中渲染社会解体、农民暴动，紧接着的5月7日，《多伦多日报》渲染中国疫情即将全面失控，《洛杉矶时报》发文暗示上海瞒报、疫情失控。”
“几乎同一时间，《福克斯新闻》评论中国文化天生不透明，SARS只是体制失败的有一证明，煽动全面抵制中国货，《每日电讯报》发表社论，认为中国的 SARS 危机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要求国际社会对中国实施孤立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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