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腊月二十，老顾提前回了北京探亲。
他走之前的那天晚上，我妈在厨房忙活了半天，做了几个菜。老顾坐在客厅里，看着我在餐桌上写作业，没说话。我低着头，假装写得很认真，余光却一直瞟着他。他的手放在膝盖上，坐得板正，像学校里开会的校长。
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我妈送他到车站，回来的时候眼睛有点红，但没哭。她跟我说，顾叔叔回北京看他爸去了，过几天就回来。
我没问“那我们还去不去北京”这种话。去北京？那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北京在课本里，在收音机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虽然我妈嫁给了老顾，但我们还没熟到能跟着他去北京过年的程度。
腊月二十五，老顾的电话打到家属院。
我妈接了电话回来，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高兴，又像是紧张。她把我从煤炉子边拉起来，上下打量了一遍，忽然说：“收拾东西，咱们去北京过年。”
我愣住了。
“顾叔叔让去的，”她说着就开始翻箱倒柜，“他说他爸让咱们过去，一起过个年。”
我站在那里，半天没动。去北京？现在？坐火车？
我妈的动作很快，快得有些慌乱。她把我的棉袄从柜子里翻出来，拍了拍灰，又找出那双只穿过两次的新棉鞋。一边收拾一边念叨：“人家爷爷是老干部，规矩大，你去了要有眼色，别跟在家似的……”
我听着，心里开始发紧。
腊月二十七，我们出发了。
绿皮车，硬座，三十多个小时。车窗外的景色从葱绿变成枯黄，从水田变成平原，最后变成一片灰蒙蒙的、望不到边的空旷。我趴在小桌板上看了很久，直到脖子发酸，也没看明白北京到底还有多远。
我妈比我还紧张。她一路上不停地整理我的衣领，把我的棉袄袖子抻了又抻，好像那些皱褶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她自己也换了新衣裳，一件暗红色的棉袄，是赶集时买的，布料有点硬，领子磨着她脖子，她时不时伸手去扯一下，又怕扯坏了，只能轻轻拽一拽。
“到了那边，”她压低声音叮嘱我，尽管周围的人都在打瞌睡，没人听我们说话，“要有礼貌，叫人要大声，别缩着。顾叔叔给你东西，你要说谢谢。听见没？”
我点头。她又说：“爷爷是长辈，要恭敬。部队里的爷爷，规矩大，你机灵点。”
我又点头。她还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把我的帽子往下按了按，盖住了耳朵。
我没和她谈起顾叔叔，至于他是什么人，其实我都知道。我妈嫁人了，嫁给了老顾。而我的亲生父亲，我没见过，听说他牺牲的时候，我还在我妈肚子里。奶奶说他是个英雄，可英雄对我来说太远了，远得像个课本里的词。我只记得奶奶病在床上那几年，我妈一个人撑着的背影，和家里永远不够用的钱。
所以这一次去北京，是过年，也是认门。
老顾在北京站接我们。
他穿着军大衣，站在出站口的人群里，身板笔直，像一根柱子。我第一眼看见他，心里就咯噔一下，太正了，正得让人不敢靠近。他朝我们挥手，走过来接过我妈手里的行李，又低头看了我一眼。
“小飞来了。”
我妈推我：“叫人呀。”
我叫了，声音小得像蚊子。
他点点头，没多说什么，只是把行李拎起来，大步往前走。
我跟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看他走路时肩膀纹丝不动，看他迈步的幅度都差不多大，忽然想起我妈说过，他是我妈眼中最好的军人。
北京真大，火车站出来，满街的人，满街的车，楼高得我脖子仰酸了也看不见顶。我紧紧跟着我妈，生怕被挤丢了。老顾走在前面，偶尔回头看一眼，确认我们还在，又继续走。他始终没有伸手来牵我。
后来上了公交车，我挤在窗边，看着外面的街景发呆。老顾和我妈站在过道里，低声说着什么。我听不清内容，只看见我妈的表情，一会儿笑，一会儿又有点紧张。老顾的手扶着椅背，刚好在她肩膀旁边，但始终没落下去。
那一路，我记住了很多事，长安街有多宽，天安门有多红，还有那些穿着棉袄骑车的人，呼出的白气在风里飘散。
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自己那种无处安放的拘谨。
我不知道该看哪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连手脚都不知道该放在哪儿。我怕自己说话带口音被人笑话，怕走路姿势不对被人看出来，怕这怕那，怕得浑身僵硬。而老顾，他就站在那儿，什么都不用做，就让人觉得这地方是他的，这城市是他的，这所有的路他都认得，所有的规矩他都懂。
那种游刃有余，让我更不敢开口了。
军区大院比我想象的还要安静。
门口有哨兵，老顾递过去一个证件，那人敬了个礼，放我们进去。往里走，路两边是整齐的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再往里，是一排排红砖小楼，不高，但看着就结实，像老顾那个人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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