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桑乡防护工程挂上了“钱塘战阵操训屯”牌匾，是当朝首宰、彭城王爷刘义康亲笔题字。
因为这块题匾，钱塘县、会稽郡、扬州府、乃至京城，都没人对古桑乡建堡垒之事插嘴非议。
正当此时，太保、中书监、扬州刺史王弘大人去世。
皇帝刘义隆下旨：彭城王刘义康兼任扬州刺史。
扬州刺史的重要性在宋国刺史中排位第一。第二是荆州，第三是徐州。
这样一来，彭城王刘义康成了会稽郡守、钱塘县令的直接上官。
古桑乡改造工程更加顺当了。
在县、郡两级衙门协调下，附近官道重新修整过，古桑乡采石、伐木等事宜的成本也大幅降低。
工程进度再次提速。
本来，按照萧西风预计，这项工程需要的时间会超过5年。
结果，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凑在一起，三年多点，工程就提前完工了。
古桑乡成为一座有壕沟环卫、城墙坚固的堡垒。
堡垒里有小型武馆、演武场。
护乡队扩大到600人，300正式队员、300预备队员。
他们都属于民兵性质。没有固定报酬。
护乡队揽到外活、有收入，偶尔发些补贴给队员。
萧西风五人挑选了90名青壮男丁组成3个战阵组，对他们进行战阵训练。
萧西风给战阵组队员发一些固定补贴。
这是将来的真正战力。也为了对彭城王爷有个交代，应付他派人突击检查。
护乡队和战阵操训组的操练、收入、支出等事情，萧西风让萧庆堂兄四人分工负责，费用由五人共有的几间蚕丝作坊出钱。
没给乡民增添额外负担。
……
太保王弘大人去世后不久，皇帝刘义隆也生病了，而且似乎很重。
皇帝亲弟弟刘义康作为司徒、录尚书事、大将军，总揽朝政。
宋国朝廷运作，几乎由他说了算。
刘义康的帮手，最重要的有两位：中书令、尚书仆射殷景仁，太子詹事刘湛。
这二人年轻时原本关系很好。
如今成了首宰刘义康的左右臂膀，却因为理念不合、利益冲突等，两人关系渐行渐远、一致恶化。
其中，刘湛因为做过彭城王府长史，与刘义康更亲近些。
刘湛借着刘义康信任，在朝廷里任用、拉拢了一些人，如司徒左长史刘斌、大将军从事中郎王履、大将军主簿刘敬文、祭酒孔胤秀等，俨然形成了一个小集团。
他们拉帮结伙、排斥异己、打击对手。引起朝野议论。
这种情况，自然有人报告给病中的皇帝刘义隆，令其担忧、不喜。
殷景仁一直跟随皇帝刘义隆，是其亲信。
刘湛利令智昏，借助刘义康信任，极力排挤、压制殷景仁。
甚至传说有刺客打算刺杀殷景仁。
皇帝刘义隆为了保护殷景仁，为他特意安排了住处，派禁卫军把守。
……
刘义隆发起北伐前后，宋国西部的益州、梁州发生流民暴动，益、梁两州北方的仇池国搅和其中。
萧西风在古桑乡修建堡垒的这些年，益梁二州造反形势愈演愈烈，叛军占据了成都附近几座郡、县城，如郫县、涪县、五城、广汉等，多次攻打益州首府成都。
刺史刘道济全力支持中兵参军裴方明守卫成都，挡住了叛军。
益州东北部的梁州遭到仇池军明目张胆攻击。
皇帝刘义隆要求刘义康强力平息这些事。
在有人提议下，刘义康对萧西风五人发出征召令。
提起益州，就必须说说上古九州。
上古九州里没有益州。那时，成都盆地为中心的这片区域属于九州之一的梁洲。
直到西汉设置十三刺史部时，梁洲分为益州刺史部、梁洲刺史部。“益州”这个行政单位才正式出现。
益州刺史部管辖四川盆地以西、以南地区；梁洲刺史部管理以汉中为中心的盆地东、北部区域。
南北朝时，两州都属于宋国国土。
益州刺史是刘道济。梁洲刺史是甄法护。
刘道济之兄刘粹，年轻时就追随先帝刘裕，参加京口起兵、征讨桓玄、刘毅等，立下赫赫战功，位居征北将军。
刘义隆继位后，他又随到彦之剿灭谢晦。
因此，刘粹深得刘裕、刘义隆父子信任。
在这个以“九品中正制、推举孝廉”为官场正途的时代，作为刘粹的亲弟弟，刘道济的仕途也就十分顺畅，一早做到益州刺史位置。
他本人品行倒不差，但他却纵容三名亲信部下，在益州横行无忌、疯狂敛财。搞得整个益州人神共愤、民怨沸腾。
这三人是刺史府长史费谦、别驾张熙、参军杨德年。
皇帝刘义隆曾因此下旨斥责过刘道济。
许多益州民众不堪恶政酷吏，奋起反抗。也有许多人弃籍远走，离乡背井。
这种情况被益、梁二州北边邻居仇池国主杨难当知道了。他打起了主意。
仇池国以武都郡、阴平郡为中心，立国于晋“八王之乱”时期，原先是夹在晋国（后刘宋）、西秦国、吐谷浑、胡夏等国中间的小国。管理着益州、梁洲以北的一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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