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
这句话的确是对的，但王伦认真研究过华夏的历史，他发现华夏历朝历代的精英人群们，其实一直在总结前朝覆灭的教训，从而引以为戒。
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度，结果二世而亡，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秦国统一太迅速，六国遗民没有被清理，于是民间普遍渴望重新回到诸国并存的时代，对于大一统缺乏认知。
刘邦建立汉朝，于是吸取教训，推行了宗室分封的郡国并行制度，从吕后开始的黄老之学一直到文景二帝，奉行无为而治，便逐渐减弱了民间对分封制度的向往。
隋朝再次二世而亡，于是唐朝就打压士族、兴办科举；唐末藩镇林立引发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就要打压武夫、更兴文治。
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后来的朝代，都在尽力避免前一个朝代崩溃的覆辙，每一个朝代都在不断打补丁。
前宋对武将集团的打压太甚，导致宋朝武德不昌，作为继任的新汉，王伦就得重新提高武将的地位，复兴汉人的武功。
同时王伦又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作为华夏历史上汉人建立的强盛政权，汉、唐、明三个朝代，唯独唐朝不能消化扩张的领土，这是什么原因呢？
汉朝可以消化河西走廊，明朝可以消化云南，唐朝那么广袤的领土，“安史之乱”时唐玄宗甚至能够抽调印度、西亚地区的藩属国参战，但王勃墓地所在的交趾、李白出生的碎叶城，这些土地最终还是丢失了。
可以说是前宋打压武夫导致军事不行、不能继承并夺回唐朝遗产，但王伦觉得，对宋朝如此苛责，就好比要将所有的黑锅都甩给一个王朝，似乎有些太过分了。
那么原因究竟是出在哪里呢？
王伦与许贯忠、萧嘉穗等重臣讨论过很多次，朝廷的许多官员也都写过许多政论性的文章，但王伦总觉得没有说到点子上。
从灭亡西夏之后，王伦就命翰林院的学士们收集整理有关唐朝的一切资料，包括唐朝的政治、官职、军事、税收等诸多制度，他也在一直思考着，对比着。
然后王伦就从唐朝的兵制找寻到了一丝端倪。
华夏的兵制，在周朝时就是典型的兵民合一，因为周朝的土地制度为“井田制”，于是围绕土地，社会组织结构就形成了“乡遂制”。
以距离城池的远近，周朝将治理下的民众分为乡、遂，乡中民众为乡民，享有诸多权力和义务，遂中民众为野人，只负责种地务工缴纳租税贡赋等。
简单来说，周朝的乡民，是被周王室、分封的诸侯所承认的公民，野人则不被视为公民。因此周朝的兵制，是兵民合一，这里的“民”特指的是乡民，并不包含野人。
可以说春秋时期，战争是贵族的游戏，士兵的来源都是中小地主阶层。
春秋末期井田制度崩溃，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武力压制削弱，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兵民合一也就随之崩溃，战国时期的兵制就变成了全民皆兵制。
彼时的晋国就出现了以土地对立功将士进行赏赐的行为，而以秦国商鞅变法为标志，土地私有化开始普及，于是有限制的征兵制就取代了全民皆兵。
可以说西汉主要流行的就是征兵制，面对的也主要是中小地主以及富农阶层。
然而到了东汉，门阀世家开始出现，土地兼并严重，这就导致了征兵制的基础被破坏，即土地向少数阶层集中，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富农、小地主阶层减少，贫民无法负担征兵制下自主承担的费用，大地主阶层享有政治特权，于是光武帝刘秀在河北起家过程中，募兵制就开始出现。
所谓募兵制，即国家以给予金钱、财物等形式，主动招募而非强制要求百姓参军。
募兵制在东汉末年迅速出现了变种，那就是部曲制，即利用国家的政策养自己的私兵，这一时期世家门阀大量出现或壮大，大量土地被集中于少数以家族为代表的阶层手中，于是百姓不得不以人身依附求庇护于有实力的世家门阀或地方豪强，成为了他们的私人武装力量。
同时曹操平定青州黄巾，为了缓解财政、粮食的压力，开始大搞军屯，便出现了与民户相区分的军户。
在西晋灭亡、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大致以军户制度为主，而南方则以部曲制度为主。
军户制度的第一个高峰就出现在了北魏，由于十六国时期多有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建立的政权，“胡汉分治”的传统形成，胡人专注于练习军事技能，负责军事行动，而汉人则专注于耕田种地以及手工业生产等，负责物资的提供。
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的鲜卑军事贵族集团居然是没有固定军饷的，朝廷官员也是不发放俸禄的，所得所获全靠对外军事征服和掠夺的战争缴获。
这也是拓跋焘统一北方后、孝文帝元宏要发起改革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可供北魏抢劫的政权基本都被消灭了。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