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行省卢溪府，时迁正与从长沙府赶来的高可立两人商讨事务。
卢溪府就是前宋荆湖北路的辰州，大致后世湖南的怀化市一带，王伦称帝后，对天下各行省府县的行政区划做了调整，辰州就被划给了湖南行省。
至于朝廷设置的黔中行省，王伦与重臣颇费了许多心思在里面的。
战国时期，秦昭襄王命司马错入蜀地，自蜀攻楚，夺了楚国的巫郡与黔中郡，于是秦朝的黔中郡大致就在卢溪府一带。
汉朝时设武陵郡，于是这里生活的诸西南夷就形成了赫赫有名的“武陵蛮”，中原王朝从未停止过对西南的开拓，于是从南朝以来至唐宋，黔中行省就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土官、土司。
新朝改州为府，便在湖北行省西部设了四个府，其中巴东府、恩施府属于湖北，武陵府、澧阳府属于湖南。
由于宋太祖时溪州刺史就被土官彭氏世袭，故而到了新汉，恩施府知府也由彭氏世袭，对中原王朝一向很是恭敬。
这样在湖北、湖南，四府再加上卢溪府，朝廷就对黔中行省在北、东两面形成了包围。
而在前宋时，万、珍、洽、奖、锦、懿等诸州刺史，基本都是由着名的田氏世袭，朝廷便自卢溪府向西，设置了三个府，分别是思南府、正安府以及遵义府。
这三府诸县知县基本仍旧是由田氏世袭的，也正是靠着田氏与彭氏的支持，朝廷才能够将势力延伸到遵义府，并且以三府之地将黔中行省南北隔断。
时迁被王伦派到黔中行省，是因为这里的地方情况实在太复杂了，黔地多山，山林间又生活着诸多蛮夷部落，为了抢田地、抢水源，从唐朝开始，这里就械斗不断。
大多数时期，中原王朝始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但地方叛乱在前宋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因为前宋时按照中原的政治传统，地方官员总是想要向这里的山民征税，毕竟收税权就代表了朝廷对地方的管辖。
于是整个黔中行省的民间武装械斗、土司之间的争斗、与朝廷的争斗从来就没有断过，而且引发的动乱，时常影响到四川行省东南、湖北行省西南、湖南行省西部以及广西行省的北部。
对于黔中行省，王伦一直是招抚为主，承认前宋时册封的诸土司土官的世袭权，也效仿前宋，吸纳土司子弟入京为官或者求学，但黔中行省内部就从未安稳过。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黔地多山，多山间小盆地，在汉人到来之前，这里绝大多数的山间盆地，都是丛林横生，沼泽遍地，瘴气、蚊虫、毒蛇、猛兽，使得盆地基本都处于一种蛮荒的状态。
从东汉一直到前宋，汉人不断对这些山间盆地开拓着，砍伐树木、梳理水道、驱赶蚊虫野兽，就在盆地、半山腰开垦出一块块小小的田地。
一些蛮夷部落也接受了汉人的农耕生活方式，但仍旧有大量的“生蛮”存在，认为汉人和熟蛮抢占了本该属于他们的土地，于是时常从山林钻出来袭扰杀戮。
他们永远不会考虑，若没有到来的汉人，传入的汉家各种技术，这些土地仍旧是蛮荒之地，他们仍旧只敢生活在山顶或者半山腰，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下山。
王伦知道对黔中行省的开拓，若是换位思考一番，汉人就是处于侵略和殖民者的位置，但是很抱歉，在这个时代是没有人权可言的，汉人至少还讲道理，愿意推行教化，手段已经算是相当温和了。
所以他也延续了前宋的政策，黔中行省除了中部狭长的三个府，其余地区仍旧是羁縻州县，地方自治权仍旧在本地的蛮主、蛮帅那里，朝廷甚至没有要求必须缴纳两税。
对于黔中行省以及周边蛮夷部落居多的地区，朝廷也仅仅是设了商税关卡，通过茶叶、食盐、粗布、铁锅为商品的贸易行为，与诸溪峒蛮徭人等尽可能地和平相处着。
因为从开国时，王伦的目光就一直放在北方、放在东南，他必须先解决中原王朝最大的外部敌人和隐患，才能有足够的精力调和内部。
但朝廷的和平相处政策，在生蛮眼中，就变成了中原软弱，况且他们辛苦打猎、手工的商品，被中原商人们低价收购，这就是汉人对他们财富的掠夺！
“恩施府彭儒武欲奉表入贡，为南渭、永顺等州北路溪峒所阻，道路未通；琴州溪峒杨进颙欲率族属归生界五百余户、疆土三百余里，为武冈徭人所阻；又恩施府南寨向再健请袭父爵，杨正拱领土兵往袭之。”
时迁对着地图指指点点，他说的彭儒武就是恩施彭氏，杨进颙是播州杨氏的支族，杨正拱则是“飞山蛮”杨氏的子弟。
彭氏自称是彭祖的后裔，祖上从蜀地的大彭国迁徙而来，杨氏则自称是唐僖宗时自太原南下而来的汉人，可以说黔中行省诸姓土司，彭、田、杨等家族还是非常愿意接受中原领导的。
至于这位杨正拱，出自唐朝至五代以来就盘踞在桂林府北部的飞山蛮，当初岳飞领兵攻曹成于全州时，他的父亲还曾主动提供了些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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