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汉的各色丝绸、绢、帛、缁等布匹产量，是延续前宋的制度，分为丝织品与麻织品两大类的，丝织品将棉花纺织的绵也计算在内。
洪武七年的数据，朝廷赋税所得推断，天下各行省共产丝绢三千七百二十余万匹，比前宋巅峰产量又提高了一百二十余万匹；但麻布产量提高到了七千三百万匹，多了一千三百万匹。
之所以外贸数量反而低于前宋，则是因为朝廷强制推行均田令后，民间相对富足，内部消费被促动，这些丝麻产品大部分都被民间消化了。
至于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朝廷与金国的大战，也波及影响到了北方，比如河东、河北大战时，漠南的互市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这三百万匹布帛，主要是吐蕃、西夏方向的贸易量，蓬莱、宁波、南海三府市舶司的数据则显示，高丽、倭国以及东南诸国的丝绸贸易，再次创造了前宋开国以来的最高记录。
王伦干脆又命人统计了瓷器、各种工业品的历年出口贸易额，然后做成了表格，悬挂在他处理政务的宫殿屏风上。
如今朝廷水师相比前宋得到了强化，市舶司的设立，也严厉地打击了前宋极其猖獗的走私，所以几乎各种商品出口外贸，都比前宋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唯独铁器的出口额大大减少。
每看一次，王伦的眼珠子就要发红一次，他娘的西夏拦在半道上，朝廷损失了多少商税啊，这都是我中原王朝的钱，是我汉人百姓们该赚的钱啊！
只是看完之后，他就得强忍着对西夏用兵的冲动，眼下东北二行省刚刚设立，地方上还没有彻底稳定下来，对漠南诸部的梳理还在进行，对各行省的地方行政官员的调整还没有完成，对各地驻守都督府的调整还在进行中，仓促用兵就是对天下刚刚积蓄起来的民力的过度消耗。
之所以不用洪武八年的数据，是因为朝廷支出了大量的军功赏赐，按照汉军制度，凡立功将士，除了分配缴获的战利品外，前线将领送达到兵部的功劳簿，得到兵部确认、尚书省同意后，将士们的赏赐还包括军功土地、布帛、牛羊等，所以灭金之战结束后，这一笔巨大的军功赏赐也影响到了外贸的数据。
王伦意图通过战争行为，在新汉打造出一批军功将士集团，并不仅仅局限于受爵贵族们，同样也包括因战争而受益的中小地主和相对富裕的普通百姓之家。
这与北周、隋、唐的府兵类似，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府兵可以视为有资产的小贵族集团，而新汉的政策，则是要在均田的基础上打造出一批小地主群体。
这里的小地主，相比普通百姓而言，也仅仅是多了一块军功土地，更加类似于后世的中农、富农阶层。
所以从黄龙府班师后，王伦就得靠着个人巨大的威望，强行压制激动的军方，以及更加热切的民间，他很清楚将士们渴望建立功勋，从而让各自的家庭生活更好，百姓们也渴望战争，从而获得一条跨越上升的阶级通道。
因此王伦不得不加快了步伐，长安知府秦桧被升为淮北行省布政使，李纲从四川行省归来，吕颐浩、刘韐、赵鼎、李弥大、赵不群等地方文官也调任各处，辛赞从河东调往河南颍昌府，萧让则调往旅顺府，协助辽东布政使王师中。
一部分已经封侯的将领们受命前往各地都督府坐镇，辽东水师也正式组建，由阮小二坐镇旅顺府，阮小五坐镇蓬莱府，阮小七坐镇日照港，可以说王伦将整个北方的水师都交给兄弟三人了。
张顺仍旧回镇宁波府，李俊依旧是岭南水师大都督，王伦对水师诸将几乎没有调动，因为水师将领不比陆战将领，各地的水文条件、水域情况各不相同，不是随便抽调个将领就能短时间接手一切事务的。
呼延庆也仍旧作为阮小二的副手，阮小二毕竟是王伦心目中的北方水师统帅，不可能一直坐镇某个军港，他的任务是协调并协助梳理辽东到高丽之间的海域，旅顺港如此重要，也只有阮小二能够胜任。
耶律宁则坐镇卢龙港，负责整个渤海湾的航运，眼下朝廷要重点移民东北，水师将领们的权责重大，王伦的目标是在五年之内至少移民六十万到一百万人口。
从新汉推行均田以来，天下各行省的自然灾害同样不断，水灾、地震、山体崩裂、蝗灾、干旱、大雪雹，一旦出现就会出现一批流民。
所以朝廷还要加强灾害预警与救治工作，但总是会出现被官府均分了土地、又被灾害破坏的百姓们，王伦便要求本地官府劝说、引导百姓们前往东北定居，仍旧以他在黄龙府时发出的优惠政策对待。
随着天下各行省的医学堂依次出现，新汉的医生群体相较于前宋有了数量级的提高，婴幼儿夭折率已经稍微降低，需要在均田令推行时尚且达不到分田要求的孩童们也成长了起来，朝廷也需要分配土地。
所以在朝廷的政策下，河北、山东不少百姓家中的中男，便选择了结伴前往辽东，而王伦的政策也很灵活，他在东北二行省推行国有农场，鼓励百姓们前来当雇佣农夫，若是这些百姓们实地看过之后，愿意留下来，那么朝廷相当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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