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贵入场后，节度掌书记刘奇、支度判官林成龙、营田判官赵有容等核心文官也迎了上去，然后按次序入座，宴会厅内的声音顿时为之一轻。坐在陈明身侧的官员看起来品级不高，一打听，原来是一孔目官，不过观其形色、习惯，应该是武人出身，且还是现役。陈明一开始有些不解，待仔细一想，这人有可能是在战场上立下了功劳，需要升赏，但军中职位有限，一时无法安置，便给了个幕府的孔目官来解决职衔问题，但本职应该还是在军中效力。
毕竟，孔目官虽然品级较低，但干系重大，在幕府内负责“管理档案、勾检稽失、文案发付”，很明显不能让粗枝大叶的武人来干。所以，陈明断定这厮仍在军中效力，至于真正的孔目官的本职工作，大概是由衙内的如“驱使官”之类的吏职人员在干。
主座上的刘忠贵开始讲起了什么，因为离得较远的原因，且刘忠贵的声音也不大，故陈明听得有些不太真切。不过大致意思他还是听明白了，那就是清军仍盘踞在川北少许州县，汉中一带亦有清军大队，诸人不可掉以轻心，待整顿一段时间后，刘忠贵还要亲率大军北伐，即便不能夺下蜀中屏障汉中，至少也要把川北的几颗钉子给拔除了。
陈明听了暗暗点头，看来这刘忠贵还没有得意忘形，知道如今自己面临的局势。川北门户掌握在敌手，对于立足于蜀中的政权来说，那当真是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之前刘忠贵其实已经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攻击了，只可惜在汉中清军的死命增援下，均无功而返。尤其是现在清军委任的方面大将赵良栋，其人有勇有谋，在汉中整训新军多年，虽然在大顺军队手里败过一两回，但其人还是有几分本事的，借着川北有利的地势守得有模有样，让刘忠贵很是头疼。
而恰逢那时候左营刚刚拿下成都平原一带，周围很多府县虽然“闻风而降”，但还没派官员和军队前去接收，南部一些府县甚至还受到了“西营余孽”的蚕食，内部形势并不乐观，更别提还要消化投降后的吴氏政权的官员、兵马了，总之是一堆的事情，稍有处理不慎的话，就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
因此，彼时刘忠贵在两次北伐受挫后，便果断退了回来，开始着力消化控制区，以稳固根基。川中自古以来就非常富庶，尤以成都平原左近为甚，若是好好经营的话，未来就是其最大的本钱和依仗。对这一点，刘忠贵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因此，他甚至还派人不远千里去了马当要塞，与东岸人进行商谈——虽然私自交通外国很是不妥，但刘忠贵就是这么做了，也难怪一直有人说他跋扈，是“骄藩”——请求他们到川中开设商业机构，与川中商人展开贸易。
这事在一级级上报到南方开拓队队长马文强那里后，没经多少波折就批了下来，然后陈明便走马上任，被派到了离宁波十万八千里的成都出任商站站长。陈明的父亲陈硕已经回本土工商部任职，而他原本一直在虾夷地岛的钏路县工作，偶尔协助东岸日本公司参与在日本东北诸藩的私下贸易，贸易经验丰富，故被派了过来，同时也管着外交、情报事务。或者说，外交、情报工作才是他的重点，至于生意上的事情，说起来都是附带的了，能赚很多钱固然好，不怎么赚钱也无所谓，反正其他两项工作一定要做好。
陈明的成都商站已经开了有段时日了，目前在正常采买川中药材、锦缎等商品外，也通过各种途径往这里转运包括武器、战马、甲具在内的战争物资，不过受限于交通问题，规模都不是很大，只能说聊胜于无吧，所得利润在维持商站正常运转的同时，也就只够去收买一些线人以刺探消息。
当然陈明也时不时地将一些从马当要塞传来的情报有选择地透露给刘忠贵及其近臣知晓。比如，前阵子他就将西域噶尔丹与清廷之间的那点破事整理成册，告知了刘忠贵。刘忠贵听了后久久沉默不语，像他们这种人，是很难如同东岸人这样具备全局视野的，即便有些这方面的意识，也限于条件因素而无法搜集到足够的情报。所以东岸人献上的这些消息，对他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因为这很可能预示着清国陕甘绿营的动向，而相对善战的陕甘绿营无疑又是刘忠贵这个四川节度使所面临的最主要对手，他们如果不能全力支援汉中一线，那么对左营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
而通过刘忠贵对这些情报消息的热衷程度，陈明也基本判断出了这人有野心，肚子里很可能就在盘算着如何北伐汉中，继而攻入八百里秦川，打回陕西老家的主意。只是他这样谋划，长沙的李来亨会同意吗？要知道，刘忠贵攻伐四川，就已经惹得李来亨侧目了，以至于派了个老将张能过来，名为支援，实则监督，且至今仍占着东川的重庆府一带不走，分刘忠贵之势的目的非常明显。
所以，陈明觉得刘忠贵出蜀攻入秦地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相比这个，南下攻打贵州、云南倒是可能性非常之大，但也不大可能让其担任主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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