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辉茶楼在砵兰街开了二十多年，楼上是茶餐厅，楼下卖烧腊，门脸不大，但老客都知道，那地方有个规矩——二楼不对外。那是新义安的地盘，也是吃讲茶的“老地方”。从七十年代起，好几桩江湖大数就在那几间包房里谈定的。
入夜之后的砵兰街是另一种光景，霓虹灯管烧成一片，红的绿的蓝的紫的，把整条街染得像一块泼了颜料的画布。
桑拿浴室的灯箱上蒸着白雾，麻雀馆里麻将牌噼里啪啦地响，路边摊的铁锅里翻着油汪汪的牛河和咖喱鱼蛋，香气混着炭火气和汗味儿，黏稠稠地铺在半空中。
但今晚的砵兰街跟往常不一样。
从下午五点开始，街面上的闲人就觉出味儿不对了。平时那些在东张西望的“金鱼佬”不见了，街角的报摊老板早早收了档口，连几个常年蹲在巷口卖翻版碟的越南仔都溜得没影。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压迫感从街面底下翻上来，像暴雨前水塘里浮出水面的鱼，翻着白肚皮，让人心里发毛。
六点刚过，第一拨人到了。
清一色黑衫黑裤，剃着寸头，三三两两地从街口两侧涌进来，不跑不叫，步子迈得不快不慢，像潮水漫上岸。
他们在金辉茶楼两侧的骑楼下站定，一个挨一个排过去，从街口一直排到街尾，密密麻麻的两道人墙。没人说话，也没有人带家伙——明面上不带，但谁知道呢，规矩上吃讲茶不许动刀枪，可谁又真信新义安这帮人会老老实实空着手来？
六点半，又来了一拨人。这批穿得讲究些，黑色唐装，对襟盘扣，袖口齐齐整整。他们没在外头站着，径直进了金辉茶楼的一楼大堂，各自拣了位置坐下，二三十人，把一楼坐了个满满当当。
伙计端了茶水上来，他们也不喝，就那么坐着，背挺得笔直，两手搁在膝盖上，目光平视前方，像庙里塑的金刚。
新义安五虎十杰，全到了。
“西环虎”陈彪坐在最中间，那人一米八几的个儿，肩宽背厚，剃着青皮光头。他左手边坐着“油尖虎”马文杰，这人跟陈彪是两种风格，瘦长脸，戴一副金丝眼镜，手指修长白净，看着像个在银行里坐柜台的文员。但道上的人都知道，马文杰那双手不碰键盘，碰的是账本和刀子——新义安在油尖旺的赌档、马栏、放数生意全经他的手，谁欠了钱不还，他那双手能一个月里找齐欠债人身上二十四根骨头。
右手边坐的是“深水埗虎”赵大炮，这人是个胖子，肚腩把唐装撑得圆滚滚的，脸上两坨横肉往下耷拉着，看着像茶楼里后厨掌勺的大师傅。但道上跑的人都知道，赵大炮三十岁那年一个人端了深水埗一个对头堂口的“大档”，四层楼的赌场，他从一楼打到四楼，空手打的，等他从楼里走出来的时候，两手手背上全是血，自己的血和别人的血混在一起分不清，从那以后深水埗再没有第二个声音。
挨着赵大炮的是“湾仔虎”刘德成，这人长得周正，四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透着一股子跟黑社会格格不入的书卷气。但他手里捏着新义安在湾仔所有夜总会和酒吧的场子，是向家最信任的“白手套”，黑白两道都给他面子。
他旁边坐着最小的“北角虎”何家驹，三十出头，是新义安五虎里最年轻的一个，长得精瘦结实，浑身的骨头像包着一层铁皮，两根眉毛又黑又浓，压着一双细长的眼睛，那眼睛里光很冷，像冬天河面上的薄冰。
五虎身后，十杰围着几张方桌散坐着。这十个人是各堂口里打出来的“红棍”尖子，每人的战绩都是声名赫赫。
“听说了吗？就四个人。”
“放屁吧，四个人干翻咱们一百多个？”
“彪哥亲眼看见的，能有假？”
“操……那得是什么路数？”
“听说是内地过来的，练家子。”
“练家子怎么了？练家子也是肉长的，刀子捅进去照样漏血。”
“你牛逼你上去试试？”
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每个人脸上带着同一种表情——想不信，可又不得不信。那种表情里藏着羞愤，又藏着不甘。
新义安在港岛耀武扬威了几十年，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四个人，四个人就把总堂口给端了，这事传出去不光丢脸，还丢里子。
道上混的，脸可以不要，里子不能丢——里子丢了，下面的人心就散了，心散了，架子就倒了，架子一倒，那些盯着你地盘的眼睛就会从四面八方凑过来，像闻到腐肉的苍蝇。
一楼的空气沉甸甸的，十几个人坐在那里不怎么动弹，可那不说话的气场比说话还压人。
门口路过的行人远远地望见茶楼里的景象，一个个把步子放快了，眼珠子都不敢往那边转。
有个推着鱼蛋车的老头正好从街口经过，抬头看见骑楼底下那两排黑压压的人墙，手一抖，推车歪了一下，车上的竹签哗啦洒了一地，他弯腰去捡的时候，两条腿一直在抖，捡了几次没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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