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金融城，泰晤士河边的暖风裹着初秋的潮气，从利物浦街车站的方向吹过来。
费边·科尔曼站在交易所门外那根维多利亚时代的铸铁灯柱旁边，深深吸了一口气。
没错，就是味道。
金钱的味道。
腐臭的味道。
这两种本该水火不容的气味，此刻正以一种奇异的方式混杂在一起，直冲他的天灵盖。
作为《金融时报》的专栏作者，科尔曼在这条街上混了十九年。
他见过英镑危机时交易员们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从大楼里窜出来，见过福岛尔卡斯危机时阿根廷比索崩盘那天，有人站在窗台上犹豫了半个小时最后被保安拽下来。
但他从没闻过这种味道。
不是恐慌，是绝望。
那种沉默的、压在嗓子眼里的绝望。
他推开旋转门走进大厅，里面的景象让他愣住了。
平时这个钟点，应该是最热闹的时候，咖啡机前排着队，电话铃声此起彼伏，交易员们对着屏幕骂骂咧咧。
现在，咖啡机空着。电话铃还在响，但没人接。
十几个交易员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一动不动，像被抽了魂。
有人面前的屏幕还亮着，绿色的数字跳动着，但他们根本不看。
科尔曼的目光扫过那些屏幕——港币兑美元、港币远期合约、港币隔夜拆借利率。
全是绿的。
对做空的人来说，绿色是血的颜色。
他快步穿过大厅，在一个熟悉的身影旁边停下。
约翰·伯恩斯，他在伦敦商学院的同学，现在巴克莱银行外汇交易部的副主管。一个平时总是西装笔挺、皮鞋锃亮的中年男人，此刻领带歪到一边，衬衫领口解开两粒扣子，头发乱得像刚从被窝里爬出来。
“约翰。”科尔曼压低声音。
约翰抬头看他，眼神空洞得像两个窟窿。
科尔曼在他旁边坐下，把一杯刚买的咖啡推过去。
“怎么回事？”
约翰盯着那杯咖啡看了几秒，然后伸手握住，手指在发抖。
“爆了。”
他的声音很轻，轻到科尔曼不得不凑近才能听清。
“所有的盘子。十三号到二十一号，十七个账户，四倍杠杆，全爆了。”
科尔曼的瞳孔微微收缩。
“多大？”
约翰喝了口咖啡，咖啡顺着他嘴角流下来，他也没擦。
“三十七亿。美元。”
科尔曼闭上眼睛。
三十七亿美元。
按四倍杠杆算，本金至少八到九个亿。
能掏出这个数字的，伦敦金融城不超过二十家机构。
“巴克莱的盘子呢？”他问。
约翰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杯子里的咖啡晃出来，溅在他雪白的衬衫袖口上，烫出一片红。
科尔曼看着那片红色，没有说话。
他明白了。
约翰沉默了很久，然后突然抓住科尔曼的手腕，力气大得吓人。
“费边，你听我说——”
他的声音压得极低，低到科尔曼几乎听不见：
“现在外面在传，巴克莱金融……可能撑不过这个周末。”
科尔曼猛地抽回手。
“你说什么？”
约翰没有再重复。
他只是靠回椅背，闭上眼睛，嘴角扯出一个古怪的笑容。
那笑容里没有笑意，只有一种科尔曼很熟悉的东西——认命。
“那可是巴克莱。”科尔曼说，声音自己都觉得飘忽。
巴克莱银行，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三百年历史，经历过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大萧条、1973年石油危机。
巴克莱金融正是巴克莱银行旗下的一家金融证券子公司。
这样的庞然大物，会因为一次做空港币而翻船？
“我知道你不信。”约翰睁开眼睛，看着他，“我一开始也不信。”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科尔曼。
“你知道这次做空最大的庄家是谁吗？”
科尔曼摇头，然后想起对方看不见，说：“谁？”
“劳伦斯爵士。”
科尔曼愣住。
劳伦斯·切斯特菲尔德，上议院议员，女王枢密院顾问，巴克莱银行的终身董事，伦敦金融城真正的“话事人”之一。
他的家族经营这家银行超过一百年。
“他从去年初开始布局。”约翰的声音从窗前传来，“通过十四个离岸公司，分批建仓，杠杆从一开始的两倍慢慢加到五倍。最高峰时，他个人控制的空头头寸，超过十二亿美元。”
“中英谈判刚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他会赢。港币对美元从5.6跌到6.8，他的账面浮盈最高时有两亿。”
约翰转过身，看着科尔曼。
“然后呢？”
“然后？”约翰笑了，那个笑容比刚才更古怪。
“然后港岛那边开始出招了。”
他走回座位，从抽屉里翻出一叠报纸，摔在桌上。
科尔曼低头看。
第一张，去年三月的《南华早报》，头版标题：《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港岛将成区域核心引擎》。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