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刘永福并不满足于仅仅控制六安州这个狭小的地盘。他认为要想进一步发展，需要占领更重要的战略地点。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毗邻云南的商业重镇保胜。当时保胜由中国人何均昌占据，并设立关卡征收税费，阮朝政府对此无能为力。刘永福击败了何均昌，并在何均昌请求黄旗军首领黄崇英支援时，采取了外交手段，暂时避免了与黄崇英直接冲突。
到了同治八年（1869年），刘永福与黄崇英之间的矛盾升级，最终爆发了直接对抗。刘永福先发制人，于同年四月在保胜与黄崇英交战，并于五月击败了黄崇英，成功入驻保胜。当时，清军将领冯子材正率部进入越南围剿吴鲲，阮朝政府担心刘永福长期驻扎保胜，会影响其利益，因此请求冯子材将刘永福带回中国或加以剿灭，但冯子材未予理会。
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黄崇英乘冯子材撤军之机卷土重来，阮朝官军无力抵挡，刘永福再次向阮朝请求围剿黄崇英。越王阮福时指示，可以利用刘永福的力量来对付黄崇英，但要小心控制，以免刘永福势力过大难以驾驭。刘永福随即与冯子材合作，派遣精兵与清军会合，共同讨伐黄崇英。在刘永福的支持下，冯子材攻下了黄崇英的据点河阳，并给予刘永福四品蓝翎功牌作为奖励。
与此同时，刘永福亲自率领黑旗军主力在兴化省一带与黄崇英作战，并在龙鲁之战中将黄崇英击伤。随着刘永福在越南北部站稳脚跟，越来越多的广西农民军部队前来投奔，其中包括杨着恩、吴凤典、黄守忠等部，尤其是黄守忠的加入，使黑旗军从最初的几百人迅速扩张到两千多人，成为越南北部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刘永福因击败黄旗军、收复湖宁、立石两县的功绩，被阮朝政府任命为兴化保胜防御使。尽管刘永福获得了越南官方身份，但他仍然保留着清朝的装扮习惯，只在必要时才会穿戴越南官服。
四、抗法剿匪
刘永福崛起之时，正值越南内外交困，内有动乱频发，外有法国殖民者的威胁。同治十二年（1873年），法国为了打通红河至云南的航道，派遣海军上尉安邺率军入侵越南北圻，攻占了重要城市河内。越南守臣阮知方殉国，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调遣刘永福率黑旗军前往抵御法军。刘永福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军兼程南下，抵达距离河内城十里外的罗城，与越南官兵协同作战。刘永福负责冲锋陷阵，而越南官兵则承担后勤支持工作。十一月初二日（12月21日），黑旗军诱敌深入，在纸桥设伏，成功击毙安邺及其部分随行人员。尽管这场胜利对刘永福而言意义重大，但越南朝廷对这次行动的评价不高，认为并非堂堂正正的战斗，只是擢升刘永福为副领兵官。
尽管如此，刘永福在越南的地位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他继续履行剿匪的任务，黑旗军也成为了越南剿匪行动中的主力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刘永福因为在兴化等地围剿黄崇英的功劳，被阮朝提升为正领兵官，并允许黑旗军在保胜设立关卡征税，所得税款用于补充军需，黑旗军的规模也扩大到了三千人左右。同年十月，越南朝廷调动四路大军进剿黄崇英，刘永福被任命为三宣副提督，负责督率这四路大军。光绪元年（1875年），黄崇英在芳渡社被清越联军俘虏并处决，事后，清政府赏赐刘永福四品顶戴。
黄崇英被剿灭后，越南政府担忧刘永福会阻碍法国船只通航云南，进而影响法越关系，多次尝试将刘永福调离保胜，但均未成功。刘永福也不愿意继续受越南政府的指挥，他曾向滇桂两省的地方官员请求允许回国谋生，表示宁愿在中国担任较低级别的职务，也不愿在越南担任高位。然而，这些请求都没有得到批准。
在此期间，黄崇英的残部分散在越南北部山区继续活动，越南官军无力剿灭，只能依赖黑旗军和清军的力量。因此，刘永福得以继续以保胜为基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光绪四年（1878年）冬季，发生了清军将领李扬才叛逃越南的事件。刘永福协助剿灭叛军有功，于次年二月被越南政府正式授予三宣副提督的职位，并被封为英勇将军。此后，刘永福仍然在越南北部跟随越南官军进行剿匪行动，但始终未能彻底清除残余势力。
光绪七年（1881年），法国开始计划全面征服越南北圻，打通红河航道，并将越南变为正式的保护国。这一举动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关注。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及时将法国即将用兵的消息报告给了清政府，促使清廷要求相关督抚大员提出应对策略。广西巡抚庆裕、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杜瑞联等官员纷纷建议联络刘永福，利用其在当地的力量对抗法国侵略。然而，清廷中枢对刘永福的态度较为保守，担心过于公开的支持会引起法国的强烈反弹，因此对于这些提议反应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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