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奕?还在1864年同意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让给沙俄。这进一步削弱了清朝的领土主权，引发了国内的强烈不满。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后，奕?在处理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迁就，甚至支持曾国藩镇压群众，以求息事宁人。这些做法不仅未能平息民愤，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
尽管奕?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妥协的态度，但他也有自己的考量。在他看来，当前的困境是由于国家实力不足所致，因此必须通过自强来改变现状。他在奏折中多次强调要练兵制器，增强军事实力，以便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应对内外挑战。例如，他在谈到购买欧洲军舰时指出，如果使用得当，不仅可以用于镇压内乱，还能备御外侮。奕?还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提高自身能力，以免长期受制于人。
奕?的政治见解和作为反映了当时洋务派的普遍思想，即通过引进西方技术和制度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的这些努力得到了慈禧太后的信任和支持，也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基础。然而，奕?的政策也面临着诸多批评。其弟奕譞就指责他在处理夷务时毫无起色，对外国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缺乏坚定立场。
七、几度起落
奕?在辛酉政变后迅速稳固了政权，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各方，稳定政局。他继续执行肃顺重用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政策，同时平反了一些受肃顺排挤打击的大臣，这些举措赢得了朝野的一片赞赏，也为所谓的“同治中兴”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奕?地位的上升和声名鹊起，他的处境也变得愈加复杂。
一方面，奕?支持曾国藩等地方势力办洋务，但又主张削弱这些地方势力，这种做法引起了湘淮军系的不满。另一方面，他在推动洋务运动时，也遭到了以倭仁为代表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与此同时，由于奕?的权力受限，不能完全满足列强的要求，这也使得西方国家对他产生了不满。慈禧太后虽然利用奕?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但也开始感到奕?的权势过大可能威胁到她的权威。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慈禧太后采取了扶植多派政治势力互相牵制的策略。她一面支持奕?为首的洋务派，一面放任顽固派对奕?的攻击，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和削弱奕?的影响力。这种局面让奕?感到非常不满，他年轻气盛、踌躇满志，但在矛盾漩涡中仍勇于任事，表现出刚愎自用的一面。慈禧太后对此难以容忍，认为奕?“狂妄自大，跋扈专擅”，两人的关系因此出现了裂痕。
1865年（同治四年）三月初五，编修蔡寿祺弹劾奕?，指责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两天后，两宫太后以同治帝的名义颁诏，免去了奕?议政王及其他一切职务。尽管朝中大臣纷纷求情，慈禧太后最终允许奕?继续在内廷行走并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免去了议政王的头衔。这是奕?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1869年（同治八年），奕?支持处决慈禧太后的亲信安德海，这进一步激化了与慈禧太后的矛盾。1872年（同治十一年），奕?被任命为办理同治帝大婚筹备事宜的负责人之一，并被允许世袭罔替亲王爵位。然而，1874年（同治十三年）七月，奕?与其他大臣劝谏同治帝不要修复圆明园，结果遭到同治帝的斥责。同治帝甚至怒斥奕?：“此位让尔，何如？”随后，同治帝发布朱谕革去奕?亲王世袭罔替的爵位，降为郡王。但在两宫太后的干预下，奕?很快恢复了亲王世袭罔替的地位。
同年十二月，同治帝驾崩，奕?与慈禧太后等人共同商议迎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即光绪帝。此后，奕?继续在朝廷中担任重要职务，包括宗人府宗令、玉牒馆总裁等职。1879年（光绪五年），奕?会见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请求其调解中日琉球争端。1880年（光绪六年），奕?在与英国公使阿礼国的会晤中表达了对电报、铁路等现代化设施的看法，但他强调这些设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掌控才能真正有益于国家。
在主持军机处的近二十年间，奕?最初倚重文祥。文祥去世后，沈桂芬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奕?信任的重要助手。然而，1881年（光绪七年）除夕，沈桂芬去世，加上同年三月慈安太后去世，奕?在朝廷中的孤立感更加明显。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反复的浮沉逐渐磨平了奕?往日的棱角，挫败了他的锐气。面对大事时，他往往提不出有效的应对策略。1883年（光绪九年），中法战争爆发，奕?领导的军机处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举棋不定，导致军队节节败退。
八、甲申易枢
1884年，即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的失利成为奕?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场战争中，清军表现不佳，节节败退，这不仅暴露了清朝军事力量的薄弱，也引发了朝廷内部对领导层的不满。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以奕?“委靡因循”为由，免去了他的一切职务，包括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重要职位。这一系列的人事变动被称为“甲申易枢”，因为这一年是甲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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