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坎坷
方观承的早年生活充满了曲折与艰辛。出生于1698年的他，出生在一个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家庭，祖父方登峄曾任工部主事，而父亲方式济也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成为进士，并担任内阁中书。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南山集》案的发生，这个原本前途无量的家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南山集》案源于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所着书籍中的敏感内容，该书记录了南明桂王时期的历史，并使用了南明政权的年号，这在当时被视为对清朝统治的严重挑衅。结果，戴名世被控以“大逆”罪名，并在两年后被处决。因为戴名世的作品中引用了方观承曾祖方孝标的着作，方家也因此受到了牵连。方观承的祖父方登峄和父亲方式济被流放到黑龙江，家庭的经济来源和地位一落千丈。
方观承和他的哥哥由于年纪尚幼，没有被流放，而是被迫离开了家乡，寄居在南京清凉山寺内，依赖僧人的帮助度日。这样的生活无疑是艰难的，但对于年幼的方观承来说，这也是他学会自立和坚韧的重要时期。
在经历了数年的漂泊生活之后，方观承和他的哥哥决定北上寻找父亲和祖父。他们从南京出发，踏上了一条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旅程。这一路，他们不仅要克服自然环境带来的挑战，还要应对旅途中的种种困难。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春天，他们到达了卜魁（今天的齐齐哈尔），在那里与父祖团聚。
然而，团聚并未带来长久的安宁。方观承随后接受了奉天督学任奕?的邀请，前往盛京（今沈阳）。这段时间，方观承不仅在学术上有所增长，也积累了更多的人生阅历。他在北京与其兄长方观永会合，之后又南下游历至湖南等地，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才回到北京。
二、平步青云
方观承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尽管他并非科举正途出身，但凭借着过人的才华与机遇，最终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在北京定居期间，方观承因缘际会，被一位族人引荐给了平郡王福彭。起初，方观承并未立即回应福彭的邀约，直到雍正十年（1732年）秋，方观承在北上的旅途中恰巧遇到福彭前往盛京祭陵，这才得以拜见。这次会面对方观承而言意义重大，他不仅得到了福彭的赏识，而且二人之间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雍正十一年（1733年），平郡王福彭被任命为定边大将军，出征准噶尔。福彭深知方观承的能力，便选他作为随军记使。然而，根据当时的朝廷规定，随军人员必须经过正式任命。于是，福彭将方观承的情况上报给大学士鄂尔泰，由鄂尔泰呈报给雍正帝。雍正帝在召见方观承后，了解了他的家族背景，对其家族的历史表示感叹，并授予方观承内阁中书的头衔，使他得以合法随军。
随着福彭的大军凯旋，方观承也回到了北京，并正式担任了内阁中书一职。乾隆二年（1737年），他进入了权力核心之一的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很快又被任命为吏部郎中。这一系列快速的晋升显示了方观承在朝中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乾隆七年（1742年），方观承被任命为直隶清河道，负责当地的水利工程。这一年，他还陪同署理直隶总督史贻直视察了永定河的治理工作。方观承展现出的卓越能力让他在短短一年后就被提拔为直隶按察使。到了乾隆九年（1744年），方观承已经升任直隶布政使，负责管理整个直隶省的钱粮税收事务。
乾隆十一年（1746年），方观承暂代山东巡抚一职，两年后更是被正式任命为浙江巡抚。这一连串的职位调整表明了朝廷对方观承治理能力的认可。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方观承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并在这个职位上服务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直至逝世。
方观承从三十二岁开始踏入政坛，仅用十七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内阁中书到直隶总督的跨越，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非常罕见的。
三、开垦海塘
乾隆十三年（1748年），方观承被任命为浙江巡抚。在他担任这一职务期间，方观承特别关注海塘工程的维护与开发。海塘是保护沿海地区免受潮汐侵袭的重要屏障，同时也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方观承多次亲临海塘施工现场，实地考察工程进展及周边环境变化。通过细致的勘察，他发现海塘引河的部分地段由于泥沙淤积，已经转变为可以耕种的土地。这一发现对于解决当地农民的土地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新形成的土地资源，方观承组织了详细的勘验与丈量工作。经过反复测量和评估，最终确定了大约三十五万余亩的土地适合开垦。方观承随即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确保这些新开垦的土地能够合理分配给当地的贫民，使他们能够拥有耕种的土地，从而改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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