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初建之时，为了确保粮食供应充足，尤其是保证人民的基本口粮需求，政府曾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法令，其中包括禁止民间酿酒的规定。这项禁令的初衷是为了防止粮食被大量用于酿酒，从而导致粮食短缺和社会动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禁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很多百姓因私自酿酒而获罪，这不仅造成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也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孙嘉淦上任后，深入民间考察，了解到实际情况后，他认为这项禁令可能过于严苛，与民情不符。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孙嘉淦发现，酿造烧酒所需的原料主要是高粱、谷糠、豆皮等农作物副产品，而非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主要粮食作物。换句话说，这些原料本身并不直接影响到百姓的口粮供应，相反，如果允许适度酿酒，还可以带动相关的手工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基于上述考虑，孙嘉淦上书朝廷，提出解除民间酿酒禁令的建议。他强调，适度放开酿酒限制并不会威胁到粮食安全，反而有利于民生改善。孙嘉淦的奏折不仅逻辑严密，而且充分考虑了实际情况，显示出他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地方官员的远见卓识。
清廷在收到孙嘉淦的奏折后，经过审慎的考量，接受了孙嘉淦的意见，并最终解除了对民间酿酒的禁令。这一决策的实施，对于促进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酿酒行业的发展不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而且还促进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如农业种植、运输等行业，进而带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繁荣。
五、兴修水利
乾隆四年（1739年），孙嘉淦被赋予了直隶地区河务工作的重任，这表明朝廷对他的信任和期望。直隶地区位于华北平原，河流众多，其中永定河是该地区一条重要的河流。永定河的治理不仅关系到当地农业灌溉，还直接影响到防洪减灾以及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因此，孙嘉淦上任伊始，便将治理永定河作为首要任务。
在深入了解永定河的现状后，孙嘉淦提出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他认为，应该在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通过这种方法逐步恢复河道的自然形态，从而增强其排水功能。草坝是一种临时性的结构，通常由草捆或其他植物材料制成，用来减缓水流速度，帮助沉积物沉积，从而防止河道的进一步侵蚀。这一方法不仅成本低廉，而且效果显着，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改善河道状况。
同年，孙嘉淦与另一位官员顾琮一起亲自前往天津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仔细勘察了当地的河道以及河流汇合入海的情况。这次考察为后续制定更为详尽的治理方案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全面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孙嘉淦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在静海县的独流镇开挖一条引水河。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有效防止河道淤积，并且是治理下游水患的关键措施。
乾隆五年（1740年）九月，孙嘉淦进一步上疏，详细阐述了综合治理直隶境内几条主要河流的具体办法。他提出的计划包括对永定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以及东白洋两淀进行全面治理。这一系列措施旨在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施工，改善整个地区的水利条件，从而达到防洪、灌溉和航运的多重目的。乾隆帝在收到奏折后，不仅批准了孙嘉淦的提案，还特别嘉奖了他的努力。
恰逢此时，江南河道总督高斌进京述职，乾隆帝命令高斌在路过直隶地区时，与孙嘉淦共同协作，处理直隶河务工作。高斌的到来为孙嘉淦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助力，两位经验丰富的官员共同合作，使得永定河的治理工作得以顺利推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永定河的河道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和疏通，不仅增强了河道的排水能力，还加强了保定城郊的堤防建设，大大提高了该地区的抗灾能力，减轻了洪水给当地居民带来的苦难。
六、晚年
乾隆六年（1741年）八月，孙嘉淦从直隶总督的职位上调任为湖广总督。这一调动意味着他将面临新的挑战和责任，湖广地区同样是一个地理位置重要、人口稠密的地方，需要一位既有经验又有魄力的官员来治理。
然而，好景不长，乾隆八年（1743年），孙嘉淦因为在处理谢济世案的过程中被认为包庇属下，处理不当，最终被革去了湖广总督的职务。这次事件对孙嘉淦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的政治生涯并未因此而结束。次年，即乾隆九年（1744年），孙嘉淦被任命为宗人府府丞，虽然这个职位相对低调，但它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职务，显示了朝廷对孙嘉淦能力的认可。
乾隆十年（1745年），孙嘉淦再次获得晋升，担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这一职位让他重新回到了中央监察体系的核心位置，负责监督百官的行为，确保朝廷的各项政策得以公正有效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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