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些史料则提及，努尔哈赤曾被收编在李成梁麾下充当幼丁，数年后方得以逃脱。《明史纪事本末》则补充说明，塔克世虽隶属于王杲一系，但在被李成梁收编后，因在一次行动中充当先锋而战死。事后，李成梁将塔克世遗留的土地与人马交给了努尔哈赤，并授予都督敕书，准许他继承都督指挥衔。
努尔哈赤在经历丧父之痛后，开始了他的复仇与统一女真的征程。他逐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最终建立了后金，对明朝宣战。在努尔哈赤列出的讨伐明朝的“七大恨”中，报父祖之仇赫然在列，这直接指向了李成梁。
晚年的李成梁与努尔哈赤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密，甚至有传言称李成梁曾有野心借助努尔哈赤的兵力，意图在辽东自立为王，甚至觊觎朝鲜。在处理边疆事务上，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的态度颇为宽松，只要努尔哈赤表示忠于明朝，李成梁就会向朝廷 保 奏 给予官职，甚至不惜放弃部分领土以安抚努尔哈赤，这种做法受到了朝中大臣如宋一韩、熊廷弼等人的严厉批评。
八、繁荣马市
辽东边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汇的前沿地带，其繁荣与稳定直接影响着明朝的边疆安全与经济发展。在李成梁镇守辽东期间，他不仅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成功抵御了蒙古和女真部族的侵扰，使这些部族对明朝产生敬畏之心，还着眼于长远，倡导恢复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尤其是马市的重新开放，旨在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与边疆的稳定。
马市，作为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交流的重要平台，承载着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交融的多重功能。然而，由于战乱频仍，明朝政府时常采取关闭马市的措施，试图以此为杠杆，控制边疆民族的行为，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边疆的紧张局势。李成梁深刻认识到，长期的闭市政策不仅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也削弱了对边疆民族的影响力，因此，他主张在确保边疆安全的前提下，重新开放马市，以实现“两利相权取其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平衡策略。
在李成梁的积极推动下，辽东马市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华。通过马市，不仅交换了大量牲畜，如马匹，还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包括茶叶、丝绸、瓷器等中原特产，以及北方民族的皮毛、药材等特色产品。马市的重新开放，不仅刺激了辽东地方经济的复苏与增长，还增强了明朝对边疆民族的经济吸引力，起到了一定的羁縻作用，有助于维持边疆的相对和平。
九、晚年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的一纸揭发，将辽东总兵李成梁推上了风口浪尖。宋一韩指控李成梁早年曾驱逐边民，放弃边疆土地，请求朝廷派遣御史进行调查。面对指责，李成梁请求朝廷彻查真相，随后被解除职务，等待调查结果。朝廷随即委派御史熊廷弼前往辽东，负责勘查宽奠边界的实情。翌年二月，熊廷弼的调查报告送抵朝廷，证实了李成梁与辽东巡抚赵楫确有弃地之实，且存在与努尔哈赤勾结的嫌疑，熊廷弼据此要求对二人予以严惩。然而，明神宗却将此奏疏留中不发，未立即作出回应。
三月，李成梁再次上疏，恳请朝廷对自己的功过是非给出明确结论，这是他为维护自身名誉所做的最后一搏，也是对神宗态度的一次试探。尽管李成梁年事已高，但其家族在辽东的势力依然强大，其子辈仍手握重兵。神宗在收到熊廷弼的调查报告后未予公开，却将李成梁的辩解疏文下发，这一举动表明神宗内心对李成梁仍有偏袒。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在北京逝世。神宗在哀悼之余，下令兵部对李成梁在辽东的功绩给予优厚的恤典，以表彰其镇守辽东多年的贡献。然而，就在李成梁去世三年后的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檄文，正式宣战，辽东局势骤然紧张，成为明朝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松弛的集中体现。
时间流转至崇祯十年（1637年），尽管李成梁已不在人世，但崇祯帝仍批准了其后裔继承职位，延续了李家在辽东的影响力。李成梁一生的功过，伴随着辽东边疆的风云变幻，成为了后世评说的焦点，其在辽东的治理与决策，至今仍被历史学家所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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