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十月，夏言被提拔为侍读学士，不仅负责纂修郊祭礼仪，还担任了御前讲解经史的重任，兼职吏科都给事中，显示出世宗对他的高度信任。夏言以其渊博的学识和优雅的仪态赢得了世宗的进一步青睐，尤其是他修订的先祖祭祀礼仪，进一步稳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
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夏言升任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管翰林院事务，继续为世宗讲授经史，其仪表堂堂、才学兼备的形象愈发深得世宗喜爱，同时也加剧了与张璁的矛盾。七月，因行人司司正薛侃上书建议立储，引发了一场风波，夏言虽被张璁等人诬陷为幕后主使，但在查明真相后，世宗不仅释放了夏言，还罢免了张璁，进一步彰显了夏言在世宗心中的分量。
同年的七月下旬，随着四郊祭坛工程的顺利完成，夏言的仕途再上一层楼，升任礼部左侍郎，继续执掌翰林院。九月，接替李时任礼部尚书，实现了从谏官到六卿之一的尚书的惊人跳跃，这样的晋升速度在明代历史上极为罕见，充分体现了夏言在嘉靖朝早期的非凡政治影响力和世宗对他的高度信任。
四、入主内阁
夏言在获得世宗信任的同时，也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手腕与人际交往能力。他一方面凭借聪明才智巩固了与皇帝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通过笼络人心，团结了一批朝臣，共同抗衡权臣张璁等人的势力。嘉靖十年（1531年）十二月，面对御史喻希礼、石金因“大礼议”而陷入困境，夏言挺身而出为之求情，尽管未完全说服世宗，但其敢于直言、维护同僚的行为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在担任礼部尚书期间，夏言积极参与礼乐制度的制定，展现出卓越的行政才能，与相对消极的内阁大臣李时、翟銮形成鲜明对比。他的文采斐然，能够迅速完成高质量的奏章和青词，与喜好文学的世宗皇帝在精神层面达成共鸣，进一步加深了皇帝对他的信赖。世宗对夏言的赏识不仅体现在口头表扬，还通过赐予银章、丰厚赏赐等实际行为予以肯定，夏言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随着张璁、方献夫等政敌的相继退出政治舞台，夏言面临的内部斗争并未减弱，尤其是与霍韬之间的矛盾持续升级。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刘淑相事件，更是将双方的对立推向高潮，最终以霍韬被降级收场，夏言的权势得到巩固，但同时也引发了其傲慢心态的膨胀，开始直接干预人事调动，排挤与自己不合的官员，如张元孝、李遂等。
随着皇太子朱载壡的诞生，夏言再次获得厚赏，连续晋封，权力达到顶峰。闰十二月，夏言正式进入内阁，成为武英殿大学士，参与到国家最高决策层，这一时期，他几乎独揽朝政，其他内阁成员如李时、顾鼎臣等，均不敢与其相抗。
然而，夏言的权势之路并非毫无波折。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火灾事件，虽未对其地位造成根本性影响，却反映出夏言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的不足，受到了世宗的责备。同年，随着李时的去世，夏言顺利接任内阁首辅，权力进一步集中。次年，因进献祭祀皇天上帝的册表，夏言的荣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被封为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创造了明代臣子前所未有的荣耀。
五、三逐三还
夏言的仕途在嘉靖年间经历了三次被罢免与复职的戏剧性波动，这不仅展示了他与世宗皇帝关系的微妙变化，也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第一次被逐发生在嘉靖十八年（1539年）。夏言与严嵩随世宗南巡，因在是否上表祝贺显陵拜谒一事上意见不合，世宗逐渐对夏言有所不满。随后，夏言因迟到及未使用御赐银章上奏而触怒世宗，被剥夺少师勋位并致仕。不过，世宗怒气稍解后，很快允许夏言复职。
第二次被逐在同年的六月，因雷电破坏奉天殿事件，夏言再次迟到，遭到谴责。尽管不久后世宗归还了收回的银章和墨宝，但夏言的命运并未因此稳定，他在处理九庙火灾和昭圣太后丧事时的疏忽，再次触怒世宗，被迫二次致仕。夏言以边境防务策论及青词重获世宗原谅，得以回私宅养病。
第三次被逐发生在嘉靖二十年代，这一次，夏言与权臣郭勋的矛盾成为导火索。郭勋被弹劾后，夏言的态度反复，加之与宦官高忠的牵连，以及在礼制和日常行为上的争议，最终导致世宗彻底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严嵩趁机进谗，利用夏言与自己的矛盾，通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中伤，促使世宗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下旨罢免夏言。
夏言被罢后，生活陷入低谷，但他并未放弃希望，通过节日上表祝寿等方式试图挽回皇帝的好感。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世宗对严嵩的不满给了夏言复出的机会。夏言回归后，立即展现出了强势的一面，急于清除严嵩的影响，但他的专断与排除异己的做法，也引起了朝臣的不满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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