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丧期结束前后，费宏的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弘治十六年夏初，他与宗兄费诚同游含珠山，这既是情感的释放，也是对家乡自然风光的眷恋。同年五月，李东阳、刘健、谢迁等重臣提议编纂《历代通鉴纂要》，费宏因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政治经验，被推荐为编纂官之一，这标志着他又一次被赋予了重要的文化使命，即将投入到整理与传承中华历史文化的艰巨工作中去。
四、守制复出
弘治十七年，费宏在历经了长达数年的守丧生活后，正式结束了丁忧期，朝廷急于重用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官员，特赐驿站车马供其北上回京。然而，命运似乎对他有着更为复杂的安排，在回京途中，费宏在苏州得知了妻兄濮韶病逝的消息，这迫使他不得不改变行程，携夫人一同绕道至太平为妻兄办理丧事，并亲自撰写了深情的祭文，彰显了他对亲情的重视和对亡者的哀思。
费宏在途中还特意拜谒了位于吕梁洪的二伯父费瑄祠，这一行为不仅是对先辈的缅怀，也反映了他在仕途重启之时，内心对于家族荣誉和传统孝道的尊崇。三月，费宏终于回到京城，正式官复原职，继续他的政务与教学工作，这一复出标志着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新起点。
同年八月，费宏受命前往南京主持应天乡试，这是一个重要的职责，不仅关乎选拔国家未来的栋梁，也是对他学术水平和公正性的认可。在考试结束后，他没有忘记私人的温情，特地绕道太平探望岳母，途中与友人王献可相会，展现了其在繁忙公务之余对私人情感的珍视。
进入弘治十八年，费宏的职业生涯迎来了新的高峰。二月，因九年任期圆满且表现出色，他被明孝宗提拔为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这是对其学术造诣和政治智慧的高度肯定。四月，轮到费宏值日讲授经筵，他提出的“人君之于族属，固主于亲睦之仁，而不可无裁制之义”的观点，不仅体现了儒家传统的君臣伦理思想，也透露出对于君主治国应有尺度的深刻理解。遗憾的是，这次讲授因孝宗皇帝病情加重而未能进行，但费宏的见解已足以展现其作为一位智者和辅臣的深远考量。
五、辅佐武宗
费宏在正德年间，尤其是在辅佐明武宗朱厚照的过程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政治智慧与道德勇气。明武宗即位之初，鉴于费宏在东宫的卓越表现，迅速将其提拔至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这一举措不仅肯定了费宏的从侍之功，也预示着他在新朝的重要角色。然而，这段时期也是费宏个人生活中的低谷，八月，他的夫人濮氏去世，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层阴霾。
在政务上，费宏身兼数职，积极参与到国家大事中。他不仅充当日讲官，参与文华殿经筵，还负责预修《明孝宗实录》等重要文献，充分展示了他的学识与能力。尽管如此，费宏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在面对权倾一时的太监刘瑾时，他屡遭刁难与打压。如《历代通鉴纂要》的编修，本是费宏的功绩，却因刘瑾找茬，被罚夺俸二月。此外，费宏在朝堂上直面刘瑾的侮辱，以及匿名书事件中被无辜牵连，都体现了他身处逆境时的不屈不挠。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费宏仍然坚守原则，不改其忠直本色。在经筵讲论中，他敢于直言，提出“天命之去留，实由于人心之得失”，巧妙地规劝武宗远离宦官，亲近贤臣，展现了一个臣子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虑。费宏的正直不仅体现在对武宗的劝诫上，他还积极纠正刘瑾乱政后的各种弊病，如恢复江西科举名额，处理宗室袭封争议，纠正冒籍入学问题等，这些举措赢得了朝野的广泛赞誉。
在个人荣誉与家族荣耀方面，费宏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他被赐予三品诰命，其父祖也因他的成就而被追赠官职，这不仅是对费宏个人贡献的认可，也是对其家族世代忠良的肯定。然而，费宏并未因此自满，面对武宗的怠政，他依旧勇于上书劝谏，体现了士大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六、入阁辅政
正德六年至正德九年，费宏的政治生涯进入了最为辉煌但也极其复杂的阶段。他被明武宗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正式步入内阁，参与国家最高级别的决策过程。尽管费宏最初谦逊推辞，但皇帝的坚持表明了对他的高度信任和倚重。这一晋升，不仅标志着费宏个人仕途的巅峰，也是他运用多年积累的学识与经验，为国家效力的开始。
在内阁任职期间，费宏展现了其作为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和强烈的责任感。他不仅频繁参与国家祭祀等重要典礼，还多次与同僚联名上疏，针对时弊提出批评与建议，如对狼兵横行、贼寇平定、京营与边军对调等问题的直陈，体现了他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对国家稳定大局的考虑。面对明武宗的某些不当决策，费宏能够坚持己见，不畏权势，如拒绝钱宁的贿赂和干预，坚决反对朱宸濠恢复护卫军的企图，这些举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展现了他刚正不阿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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