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良臣当初被清虏小朝廷抽调到乌拉城充当护卫的时候，他留在松花江西岸木城内的人马，大约是两千六百多人。
但是等刘良臣反正归来的时候，原来的那两千六百多人，只剩下了一千七百多个重归其帐下。
就在这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被孟乔芳及其麾下部将拉走的人马，达到了八九百人。
当然，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决心留在玄菟北路总兵府的伤病员。
对此，刘良臣十分不满，在七月十四日上午率部返回松花江东岸的乌拉城后，马上求见杨振，请求杨振能够下令干预此事。
但是，杨振以彼时刘良臣麾下留在吉林木城的人马，皆归孟乔芳统率反正，而且玄菟北路按照“营哨制”整编队伍时，将士去处听凭自愿，如今已经成为事实为由，搪塞了过去。
杨振知道刘良臣心中肯定极为不满，毕竟为将之人最忌讳的事情，就是自己不在的时候，别人把自己的队伍拉走，或者在自己前途未卜的时候，手下部将士卒转投他人。
这种事情，搁在杨振身上，他也会非常不爽。
不过杨振并没有出手干预这件事情。
一来，他有正当理由不去干预，如今这个局面的出现并非由他造成，毕竟他当时并没有完全同意孟乔芳的做法，而是要他征求和尊重刘良臣麾下士卒的意见。
所以，刘良臣再怎么恼火，也只能针对孟乔芳和孟乔芳麾下的孟氏子弟。
二来，木已成舟，对于既成事实，杨振也不想干涉，事实上他也乐见刘良臣和孟乔芳这对在反清投诚路上的密友，在进入自己帐下后反目交恶。
毕竟他们的关系，要是继续好得能穿同一条裤子，那么反过来感到不爽的，就应该是杨振自己了。
不过，为了安抚刘良臣，杨振也从乌拉城的青壮俘虏中调拨了四百人，为其充当向导的同时，也多少弥补一下他的损失。
最后，好歹是把刘良臣麾下的人马，补足到了两千五百人左右，只不过刘良臣和孟乔芳两个人的梁子，也算是结下了。
这次北上，杨振统一指挥的中军队伍，由征东前军七营骑兵、征东右军五营火枪兵和五营掷弹兵，以及杨振的行营卫队组成。
征东前军七营骑兵，每次作战都有减员，但每次战后都能得到补充。
这次吉林木城之战后俘虏众多，其中除了祖克勇和葛朝忠直领的两个重骑兵营一贯走精兵路线，需要优中选优，补充较为困难之外，其他几个营头，如敖日金的营、叶赫营、察哈尔营、科尔沁营、苏完营，都得到了应有的补充。
被俘的清虏马甲兵和骑马步兵当中，是建州女真出身，且入过关的，直接处死，近几年被征召的没入关的则沦为筑城和船厂的苦役。
而出身叶赫的，则打散归于叶赫营，出身察哈尔的打散归于察哈尔，有出身科尔沁的则打散后归于科尔沁。
至于出身其他北边女真部落的，则一律归入苏完营；出身其他蒙古部落的，一律归入敖日金的营中。
当然了，在杨振的许可下，这五个以“夷丁”为主的骑兵营，能够得到充分补充的前提条件是，有符合重骑兵营兵员遴选要求的，则要无条件服从祖克勇的调配。
好在最近这段时间，祖克勇和葛朝忠两人指挥的那两个重骑兵营并未出现大规模的伤亡，所以从其他五营挑选“重骑兵”的要求也比较苛刻，还不至于让其他五营伤筋动骨。
如今，征东前军七个营的轻重骑兵，总计约有一万四千战兵，另有一个直属祖克勇的千余人的辅兵营，负责整个征东前军层面的吃穿住用粮草饷械和其他辎重事务。
也就是说，整个征东前军北上人马，达到了一万五千人。
此外，征东右军五营火枪兵、五营掷弹兵，在几经补充整训后，如今也几乎是齐装满员的状态，十个营合计，也是一万五千人的规模。
加上杨振的直属卫队，一千二百余人，整个跟随杨振北上的主力中军队伍，就达到了三万一千二百人。
至于后路，则是杨珅指挥的征东右军火炮团营三千多携带轻型火炮的炮队，以及由乌拉城之战中俘获遴选出来的两千牲丁杂役组成的庞大辎重队。
虽说杨振已经将物资供应补给的重头，放在了即将重启的松花江航运上面，但是前往宁古塔地区的这一路，松花江水运暂时是指望不上的。
一方面原因是造船需要时间。
另一方面原因是从宁古塔地区往北，有相当长的进军路程，并不靠着松花江的邻近地区。
当然了，对于北上人马的补给问题，杨振早已经做了两手准备。
之前，不仅让郭小武他们在金山湾最里面的率滨河口（后世绥芬河入海口），筹建了补给点，而且也让带着船队北上的严省三他们，随船携带了大量粮草弹药和过冬物资。
这也是杨振一贯的套路。
杨振做事，向来是谋定而后动，凡事都要做足了准备才会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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