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禄五年（1562年）教兴寺战场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河内的土地还残留着暗红的血渍与断裂的刀枪。三好长庆站在教兴寺的山门前，看着麾下武士将畠山高政的战旗踩在脚下。那面绣着“打倒长庆”四字的旗帜，此刻已被血污浸透，成了三好家近畿霸权再兴的战利品。
六角义贤的降书已送至饭盛山城，这位刚刚四十的近畿霸主，终于在失去两位弟弟后，再度握住了天下副王的权柄。但没人知道，教兴寺之战的胜利既是他人生最后的巅峰，也是三好家从内部开始崩塌的起点。
教兴寺之战结束后，三好长庆面对的第一难题，便是处理弟弟三好义贤所留下的权力真空。三好义贤生前不仅是三好家的大管家，更掌控着四国阿波、赞岐两国的实际统治权。这片三好氏发家的故土，是三好家对抗近畿风险的后方基地，绝对不容有失。
三好长庆在饭盛山城召开重臣会议，最终敲定了四国的继承方案。阿波国由三好义贤的长子三好长治继承，仍以胜瑞城为居城统领阿波旧臣。赞岐国则由三好义贤次子十河存保继承，入驻十河城，同时继承十河氏的名号。这是三好家惯用的分权策略，早年十河一存便是过继十河家掌控，如今三好长庆希望复制这一模式，让两个侄子继续稳固四国。
但这一安排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三好长治时年十一岁，十河存保更是年仅九岁，两人虽为三好长庆侄子，却自幼生长在四国，与近畿三好一门的联系薄弱。更关键的是，三好义贤的旧臣多是跟随其征战多年的四国武士，他们对远在河内的三好长庆本就心存隔阂。
如今两位少主年幼，极有可能暗中掌控阿波、赞岐的赋税与兵权，进而形成所谓听调不听宣的独立态势。为此三好长庆不得不委任筱原长房留驻抚养城，再委派三好长逸为首的三好三人众着重处理四国方面的事宜。
松永久秀曾私下找到三好长庆提醒道：“四国乃本家根基，两位少主年幼，当派一门重臣辅佐，以防地方尾大不掉。”但三好长庆此时手中能打的派已然不多，又念及兄弟情分，不好过多插手四国事务，只得驳回了这一建议：“二子乃吾弟于世间仅存骨肉，相信他们必能守好四国故土，无需再多此一举。”
事实上，三好长庆的宽容背后，是接连失去十河一存、三好义贤后的心力交瘁。十河一存的勇猛、三好义贤的缜密，曾是他掌控近畿与四国的左膀右臂，如今两位弟弟皆亡，他已找不到能完全信任的一门重臣来接管四国。
安宅冬康虽在，但专注于淡路水军，对政务可谓是一窍不通。嫡子三好义兴刚刚到了弱冠之年，尚需于政事军务多多历练。至于松永久秀兄弟二人虽有能力，却终非三好一门出身，三好长庆始终对其心存戒备。无奈之下，三好长庆只能选择相信两个年幼的侄子，将四国地方命运赌在血缘纽带上。
四国分封的同时，近畿领地调整也在进行。教兴寺之战后，河内全境、大和北部与北纪伊被纳入三好家直接统治范围，三好长庆仍命安宅冬康为淡路守护，三好政康入驻纪伊岸和田城，试图以一门众掌控核心领地。
但这些任命反而加剧了三好一门众与松永久秀为首的重臣集团矛盾，松永久秀兄弟在教兴寺之战中率丹波兵马立下大功，却未获得新的领地封赏，其弟内藤宗盛虽仍为丹波守护，却被三好长庆暗中安插了一门武士进行监视，这让松永久秀兄弟心中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饭盛山城政务厅里，一种微妙的紧张气氛开始弥漫。表面上，三好长庆依旧是说一不二的近畿霸主，松永久秀、安宅冬康、三好长逸等重臣每日按时出席议事，但私下里，一门众与重臣派的对立已悄然升级，矛盾集中在政务主导与赋税分配两大核心问题。
一门众以安宅冬康、三好长逸、三好政康为首，多是三好氏同族，主张近畿领地由一门直接掌控，反对松永久秀等外样姻亲重臣插手核心政务。安宅冬康就曾公开质疑松永久秀，丹波赋税迟迟未能上缴，而内藤宗盛身为守护，是否有私吞之嫌？
安宅冬康的这番话直指松永久秀兄弟，暗示其弟内藤宗盛在丹波培植势力。松永久秀不卑不亢的回应，丹波刚经历战乱，豪族尚未臣服，需减免赋税以安民心。这样的理由极为正当，但是在过去两年，除却四国之外哪里又没有遭到战乱，唯独丹波搞出这种事情。
为此，两人你来我往，言辞间火药味十足，最终还是三好长庆出面打了圆场，才避免了冲突进一步升级。松永久秀为代表的重臣集团以丹波、大和的武士为核心，多是松永久秀进驻京畿时所提拔收编的豪族与浪人，主张以能者任事，反对一门众的血缘垄断。
三好长庆对自家这些矛盾始终采取和稀泥的态度，他既需要松永久秀的谋略来处理复杂的政务与豪族关系，又依赖一门众的武力来维持统治根基，因此不愿偏袒任何一方。每次议事出现分歧，总是以此事容后再议或当以大局为重搪塞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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