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者来看待整件事的。
他有理由，有决心，也有能力去扞卫球员的利益，作为GOAT，这是他的责任。
但费舍尔是下位者。
从进入联盟的第一天，他就处在最底端。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诠释他的职业生涯，那就是“妥协”。
无论走到哪，都有大局在困扰他。
2003年夏天，加里·佩顿加入湖人组成惊人的F4银河战舰，费舍尔作为球队功勋，二话不说，主动出让了自己的首发位置。要知道，之后的那个赛季是他的合同年，他本该据理力争，拿出“我为OK王朝抛头颅洒热血，你们就这么对我？”来狠狠地宫斗，毕竟在合同年打替补也就意味着和肥约说再见了。
可费舍尔知道，湖人需要佩顿，而佩顿必须打首发，所以他选择替补。这样的举动使他赢得了许多队友的尊重与爱戴，也为他当选工会主席奠定了基础。
一个懂得妥协与让步的底层球员，最清楚底层的苦。
他知道停摆一旦影响到下赛季，会有上百名球员的生计出现问题。
别看在NBA打球的都是百万富翁，但这帮人里拥有理财观念的并不多，每个月的账单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要维持这笔开销就必须保持收入的稳定。
如果新赛季真的受到影响，乃至下赛季完全被取消，就意味着所有球员都要面临一整年都没薪水的困境。
于飞可以放弃未来一年2000万美元的年薪，但底层球员的200万年薪却关系着他们背后整个家庭的运转。
当天散会之后，费舍尔让人放出球员工会考虑把篮球收入分红减少到54.5%。
斯特恩称这一提议“适中“。
然而，无论是斯特恩还是费舍尔，他们背后都有强硬派。
资方的强硬派以乔丹为代表，他们的要求是硬工资帽、球员的篮球收入分红减少到47%，并且所有球员的合同都要在新工资帽下重新签署。
这样的苛刻条件让意见不统一的球员阵营再次团结起来。
费舍尔只能强硬下去。
双方的第二次谈判围绕工资帽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然后他们发现，无论要如何制定工资帽，他们最终都会回到钱的问题上来。
球员工会的底线是一年比一年好，也就是说，最基本的条件是球员在新赛季获得的收入要比上赛季更多。
这让一些自认为自己很公道的老板提出的“资方保证球
员在明年获得20亿美元的薪水”显得很小丑。
因为上赛季球员的总薪水已经超过21亿美元，新赛季拿到20亿美元对他们来说还是降薪了。
随着夏季联赛被取消，本该开启的自由市场陷入死寂，联盟在七月底迎来了停摆前的最后一次谈判。
这次，球员工会内部经过投票，同意削减收入，将分红从57%下降到54.3%。
这是球员们可以接受的最大让步。
于飞的反对没有奏效，随即宣布退出当天的谈判。
结果，自认为诚意满满的球员工会提出球员将在未来十年内减薪5亿美元（即57%下降到54.3%），而老板的诉求是球员要在未来十年内降薪20亿美元。
三个小时后，谈判破裂。
资方随即宣布跳出现有的CBA协议，NBA在2010年七月底正式宣布停摆。
于飞身边的人透露：“弗莱很高兴自己没有像个懦夫一样坐在那里请求老板们接受自己的让步并让赛季继续。”
这件事对球员工会高层的威信是个重大打击。
他们自以为是的退让在资方眼里远远不够。
反而是于飞这种简单粗暴地指着对方的痛点怒喷更适合今天的情况。
既然停摆一定会发生，为什么非要在下跪无果后再站起来骂街呢？
当晚，许多人给于飞发短信，请求他回到工会继续主持劳资谈判的工作。
但于飞拒绝了，他不想和那帮只顾眼前不计将来的懦夫为伍。
今天的事情给于飞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观察视角。
当他回顾历史上的劳资争端，他发现自1983年以来，每一次劳资双方出现分歧，最终获利的都是资方。
有趣的是，在1983年以前，球员工会在每一次劳资战争中都获得了胜利。
甚至，像奥斯卡·罗伯特森这样的球员在退役后还具备阻止ABA和NBA合并的能量。
可在1983年之后，劳方却在资方面前节节败退。
而这段失败史可以总结为一句话。
如果拉里·弗莱舍（Larry Fleisher）⑴在天有灵，他一定会对1983年之后的NBA球员这么说：“废物，都是我让你们吃太饱了吗？”
于飞弄清楚了这件事。
80年代以前，NBA岌岌可危，黑人在NBA遭受着他们在各行各业类似的歧视。然后，有线电视
的出现，魔鸟在总决赛完成了历史性的会晤使职业篮球在商业化的道路上进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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