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同一时间段内，国家层面显着加快了《畜禽污染防治条例》的出台进程。这项法规原定于下半年正式发布，但在各方推动下，发布时间大幅提前了半年，于四月底便正式向社会公布，并将正式生效日期明确设定在六月一日。
之所以出现这种立法进程显着提速的情况，其根本背景在于全国范围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而引发这种高度关注的核心驱动力，在于陈果副总亲自作出批示，要求各大媒体广泛转发公益宣传片《家》，并以此为契机，深入调查和报道各类环境问题。这一举措极大地凸显了环境治理的紧迫性，也促使社会各界就加快形成治理共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环保问题的严峻性并非仅限于东江一省。在全国各地，诸多令人揪心的环保乱象正不断被揭露：例如，某县化工园区将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长江支流，导致周边村民的井水变得泛黄并散发恶臭，而村民们的投诉却长期得不到有效回应；又如，某市在公布的“散乱污”企业整治清单中，竟列有早已停产三年的老旧工厂，而与之相邻、新近开设且无任何手续的黑作坊却在彻夜生产、轰鸣不断。
此类事件经媒体深入报道后，在全国上下引发了强烈反响，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舆论所形成的持续压力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迫切期待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张推动变革的无形之网。
在此背景下，国家层面顺势而为，及时制定并出台了《畜禽污染防治条例》。该条例明确划定了畜禽养殖的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并对新建养殖场的选址、环保设施配套、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
这一政策的出台，在实际执行层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各地政府纷纷响应，启动了针对畜禽养殖污染的专项整治行动。许多地区严格遵循条例精神，对辖区内的所有规模化养殖场展开了拉网式、无死角的排查，并为每个养殖场建立了“一场一档”的详细动态管理台账。在此基础上，开展了全面的环境风险评估与分类整治：对于那些存在粪污直排、缺乏基本防渗措施等突出问题的养殖场，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将其纳入重点监管名单；而对于那些已经符合或基本符合生态养殖标准的养殖场，则积极提供技术指导并落实相关的补贴扶持政策。这种“一户一策”、“一场一策”的精准化治理思路，有效避免了因“一刀切”式关停而可能引发的民生保障与产业发展的剧烈震荡，更重要的是，它从制度源头厘清了属地政府的管理责任、行业部门的监管责任以及养殖企业的主体责任之间的边界。
然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部分地方政府出于快速完成整治任务、应对上级考核或追求短期政绩等考虑，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做法。例如，有的地方明文规定，凡是存栏量在五百头以下的养殖场一律予以关停，既不对这些养殖场的实际排污状况进行科学评估，也不考虑关停后养殖户的生计转型与后续发展路径，更无视了当地环境的实际土壤承载力以及粪污经过处理后资源化利用的潜在价值。
这种“一刀切”式的整治方式，不仅直接冲击了大量中小养殖户的生计稳定，破坏了当地养殖产业的延续性，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加剧了治理的合法性危机。不少受影响的群众因此对相关政策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并对环保治理工作本身产生了抵触情绪与信任疏离，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埋下了隐患。
东江省。
自《全省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三年行动方案》颁布实施以来，作为负责人的江一鸣迅速行动，组建了由省环保厅牵头，多部门联动的专项督导组。督导组由环保厅班子成员担任组长，并从省农业厅、水利厅等相关职能部门抽调业务骨干，组成多个小组，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四不两直”方式，分赴全省13个地市开展实地督导检查。
督导组在检查中发现，个别地区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一刀切”关停养殖场的现象，甚至由此引发了群体性上访事件，造成了较大的负面舆情。
江一鸣在获悉情况后，立即作出部署，派出专门的工作专班进驻事发地区，开展了为期两周的驻点核查与整改督导工作。
经过深入调查与督促整改，当地县政府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及时纠正了错误的做法，调整了整治工作的节奏与方式。他们组织畜牧环保领域的专家，对辖区内每一个面临关停风险的养殖场进行逐一实地评估，重点考察其粪污处理能力与排放现状，并依据科学的评估结果，实施分类指导与处置，该整改的整改，该扶持的扶持。
与此同时，江一鸣主持召开了全省范围内的专题工作会议，对此次事件及其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通报。他在会上强调，各地必须以此为深刻教训，坚决摒弃“以停代管”、“一关了之”的懒政怠政思维，必须将“精准治理”、“科学治理”的理念贯穿于从排查摸底、风险评估到整改落实、验收销号的全过程。他要求各地同步建立健全“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复核验收—问题销号”的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整治工作既有力度，更有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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