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得到了刘备的充分授权后，再运作蜀中的人事任命工作，自然是手拿把掐，想搬掉谁就能搬掉谁。
尤其是当他深入了解过那些降臣近期的心态后，诸葛亮就愈发意识到：自己来时路上设想的那些准备工作，有点过于小心了。
刘备如今在蜀中的威望，可不是一般的高。那番当着两军十万将士的面、宣誓三年之内必然北伐的铿锵论调，已经把众人对刘备的期待推到了最高点。
看眼下这局势，未来三年里，不管刘备做了什么，只要不是特别过分那种，绝大多数反对者，都只敢选择隐忍观望，看看刘备三年后到底是否兑现诺言。而没有人敢现在就跳出来反对。
因为刘备的宣誓，已经把反对者的人心给分化瓦解了。大家都担心自己现在跳出来会被枪打出头鸟，觉得其他反对者或许会观望满三年、等刘备失信后再落井下石，不会马上跟着自己一条心往前冲。
而当大家都这么想、都要观望观望后，反抗的声势也就在时间线上被彻底瓦解了。本该一拥而上的反对者，其预期变成了“葫芦娃救爷爷一个一个送”，最后的结果就是谁都不敢送。
刘备通过给自己上紧箍咒的代价，换取了对蜀中治理的令行禁止。
四月初，刘备正式表尚书令诸葛亮兼领益州牧。
此后十天，诸葛亮便名正言顺、雷厉风行地安排了两手操作。
首先，他就宣布彻查当初劝阻刘璋为讨逆大业出力的那些文官，主要查的对象当然是王累和郑度。王累已经死了，也就不必计较，但其他跟他政见相合的人，也该反省反省。
诸葛亮这一手，着实让人有些惧怕，尤其是嗅觉敏锐地王商、陈实，基本上已经察觉到诸葛亮这是要攀扯他们这一派了。于是纷纷往民间放出风声、议论，说太尉刚刚定蜀，诸葛令君却打算用严刑峻法清算旧账，实在不是安定人心的善政。
除了往民间放风议论，有些蜀中世家豪门，也想要走上层路线。通过一些带投比较早的、跟刘备私交不错的前同僚，给诸葛亮带话，踩踩刹车。
然后，王商就让陈实出面，找到了曾经跟陈实略有一点送礼之交的法正，给法正送了一笔金银，希望法正出面帮忙说项。
这也不奇怪，因为历史上刘备刚刚入蜀时、也是把诸葛亮找来，把整个益州的内政整顿交给诸葛亮。诸葛亮也是用了严厉的法令、励精图治，一改此前刘璋时代暗弱不能御下的积弊。
而在那段历史里，蜀中那些不堪严法的议论者，也是找到了法正来说情的。
只可惜，这一世的法正，地位比历史同期还是要低一些。毕竟这一世刘备打益州很快，只花了四五个月就搞定了，没拖三年那么久。
而且这一世张松和庞统也都没死，这两人在定蜀问题上的功劳和资历，也都在法正之上。
所以，法正找到诸葛亮时，态度也远比历史同期更为谦卑。他只是基于自己的真心实意，委婉劝道：
“昔高祖约法三章，废除严苛，黎民皆感其德。如今主公新得益州，令君不能宽刑省法，恐难慰民望。”
而诸葛亮对这种论调，自然也能轻松应对：“孝直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秦法暴虐，万民皆怨，故高祖以宽仁得之。
今刘璋暗弱，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政令未出成都，便遭世家豪门议论，几乎寸步难行。正需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
法正细细琢磨，倒也被这番道理真心折服，意识到自己之前看问题片面了。
治理新占领的土地，确实不是一味学刘邦刘秀宽仁就可以的，也要看之前的统治者有没有立好规矩。因势制宜，缺什么就补什么。
不过，法正还是觉得诸葛亮如果无原则的乱攀扯，容易导致人心惶惶，哪怕要严明法度，也该有点章法。而且不能搞“不教而诛”——在刘备入蜀之前，谁都不知道“讨逆不积极”也会犯事儿，不知者不罪嘛，怎么能溯及既往呢？
对此，诸葛亮也有说法：“孝直放心，不知者确实无罪，我们也不能胡乱溯及既往。但我让人查问，并不是要以严刑追究这些人，最多只是将其削职或是调职。这种程度的敲打，还谈不上不教而诛。
而且，我会双管齐下，近日便安排蜀中士人学习司徒的檄文，以及我的《出师论》，让蜀中士人一改此前对天下大义毫无担当的现状，让他们以为国效命为荣。将来还会考核其心志，看看他们学进去了没有。”
诸葛亮这番处理有理有据，力度也恰到好处，法正终于是心服口服，不再劝谏。
这种双管齐下的凝聚人心之法，也跟历史上诸葛亮治蜀的精髓暗合。
历史上诸葛亮也是法度严明，同时对蜀中世家大族的财富征收力度也是非常强的，但他照样可以靠“用心平而劝戒明”让大家心服口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诸葛亮反复强调北伐的大义，强调“我收钱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大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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