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的话音刚落，台下短暂的寂静便被一阵热烈的掌声打破。明眼人都能听出来，掌声并非出于礼貌，更多是对于一场逻辑清晰、观点新颖且表达流畅的学术汇报的认可。许多学者的眼中闪着光，仿佛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新鲜思路。
前排的几位大佬微微颔首，森内特虽然依旧一副半眯着眼的老猫样，但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击的节奏，暴露了他内心的满意。
主持人笑着示意大家安静，“感谢李乐博士非常精彩、富有启发性的报告。现在进入提问环节，时间有限，请大家简明扼要。”
话音刚落，台下立刻举起七八只手。
主持人先点了一位坐在中间、戴着贝雷帽、气质像艺术家多过社会学者的老先生。
“李博士，非常有趣的框架。”老先生声音洪亮，“我是巴黎政大的乔瓦尼，你提到算法权力是一种新型的微观权力实践，我完全同意。但我想问，在你的模型中，个体的能动性体现在哪里？难道我们只是被算法和数据流驱动的提线木偶吗？你的理论是否过于强调结构性力量，而忽视了人在数字迷宫中的反抗和创造性挪用？”
语气和善，但问题尖锐，直指核心，所有人都看向李乐。
李乐笑了笑，不慌不忙地拿起水瓶抿了一口，仿佛在品味问题本身。
“乔瓦尼教授，您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切中了许多批判理论家的担忧。”他放下水瓶，屁股不由主的靠在讲台边缘，身体微微前倾，“我的模型并非要否定能动性，恰恰相反，它试图在一个更复杂的权力场域中重新定位能动性。”
“您看，传统的反抗可能是罢公、油行。但在网络社会，能动性可能表现为更微妙的形式，比如，网民创造的梗或迷因，可以瞬间解构官方叙事，再比如，用户通过复杂的隐私设置、使用多个账号、甚至开发反追踪插件，来规避平台的监控。”
“个体当然不是完全被动的靶子。想象一下，算法推荐给你十条你可能爱看的内容，你偏偏要点开第十一条它觉得冷门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微小的抵抗。”
“这就像是一种数字时代里弱者的巧妙办法，是小规模的反击。我的框架想强调的是，这种主动性的施展，其舞台、工具和规则，已经被技术和平台预先设定和限制了。我们不是在空地上自由跳舞，而是在一个布满看不见的墙壁的舞池里。认识到墙壁的存在，正是为了更聪明地跳舞，甚至找到砸墙的锤子，而不是假装墙壁不存在。”
他顿了顿，用一个比喻收尾，“就像我们不能因为鱼在水里游，就否认水的存在和阻力。我的模型是想分析水的成分和流向，从而理解鱼的各种游法——包括那些试图逆流而上或者想挖条新水道的叛逆之鱼。”
幽默而形象的比喻引来一阵轻笑和点头，乔瓦尼教授也满意地坐下了。
主持人又点了一位年轻的女学者。
“李博士，谢谢你的报告。我是华沙大学的齐林斯卡。你提到方法论的挑战，主张多模态田野。但这是否意味着研究者需要成为技术专家、数据分析师和传统民族志学者的三重结合体？这对年轻学者来说门槛是否太高了？我们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合作模式，而不是期待超人般的个体研究者？”
李乐瞅了一眼拿着话筒的金发碧眼，身高足有180，身材S+的姑娘，心里想着，这条件学社会学？可惜了啊。又瞟见刚刚一直闷不吱声的森内特转过头盯着人姑娘看，噫~~~~
“美丽的女士，您这话，戳到了我的痛处，”李乐做了个夸张的苦脸，台下又是一阵轻笑，“说实话，我写代码的水平，大概只够写个只会做加法的计算器。”
“不可否认，您说得非常对，这确实是个现实挑战。我个人认为，未来的方向更可能是团队合作，而非培养全能型个体。社会学家、数据科学家、程序员甚至伦理学家组成跨学科团队。就像拍电影，需要导演、编剧、摄影师、音效师各司其职。”
“当然，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的核心任务依然是提出真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和价值判断。”
“技术工具是为我们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我们不需要自己会造摄影机，但得知道怎么用它讲好故事，以及判断什么故事值得讲。否则，我们就会从社会学家降格为技术员的副手，那才是本末倒置。”
回答既坦诚又坚定，赢得了不少年轻学者的共鸣。
接着，一位来自意呆利的学者提问关于网络社会学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南方视角问题，李乐强调了本土化研究和警惕西方理论霸权的重要性，回答同样得体。
提问气氛热烈而友好，仿佛一场头脑风暴。李乐的应对从容不迫，既能深入浅出地解释复杂概念，又能用幽默形象的比喻拉近与听众的距离，显示出远超年龄的学术成熟度和沟通能力。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带着善意。就在主持人准备点下一位提问者时，武田直树阴沉着脸，几乎是从工作人员手中夺过话筒，没有寒暄，直接切入，语气带着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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