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刘万禄从松陵镇回家后，忧心忡忡地对刘云龙说道：“不好了，真被你说中了，吴江在闹瘟疫了。”
刘云龙忙问道：“你说是哪里闹瘟疫？”
父亲说道：“吴江。吴江已在闹瘟疫了。”
去年嘉兴、湖州因旱灾、蝗灾饿死了好多人，苏州府尽管有米，但吴江还是有人饿死。今年入春后，因青黄不接，湖州、嘉兴那边又饿死了好多人，饿死的人多了，就开始闹瘟疫，仅桐乡一下子就死了500人。十几万饥民听说苏州不缺米，就逃难到了苏州，把瘟疫传了过来。
刘云龙心想，怎么刚刚安排杨茹良配伍治鼠疫的方剂，瘟疫就来了呢？忙问道：“你见过得瘟疫的人？”
刘万禄说道：“我躲都来不及呢，还敢去见得瘟疫的人？据说吴江盛泽、铜锣、平望、黎里几个镇的隔离坊已关押了好几百人。”
中国在宋代就已有比较完善的瘟疫防控体系，朝廷专门设立太医院、方剂局、惠民局、药坊等机构。当瘟疫流行时，这些机构就会派出官员，携带药品，到疫区向病人发放药品，救治病人。
大明继承了宋、元的疫病防控体系。在地方上，地方官必须亲临现场指挥，调拨各类疫情防控物质，建立病坊，隔离病人，派遣医疗人员救治病人，对传染源如排泄物、尸体及时掩埋，对井水进行杀毒。
大明自开国以来，已闹了74次瘟疫，尽管没有治愈过鼠疫，但各级官员都有了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这一次瘟疫是从崇祯十三年从山西开始爆发的，去年开始传入北京，到今年是愈演愈烈，终于越过长江向江南地区蔓延。
一六si二年最先爆发的是腺鼠疫。腺鼠疫并不会对周边无关人群产生影响，病人如有幸不死的话，还能终身免疫。但后来掺杂了肺鼠疫，肺鼠疫会通过病人的口沫来传染。历史上，一六si二开春后江南地区的田野、村庄到处都是死去的老鼠，“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这些老鼠都是感染了鼠疫杆菌死亡的，如此多患病的老鼠，导致在江南地区也爆发了严重的瘟疫，苏州府、松江府、嘉兴府、湖州府死于鼠疫人数就达到了七十万多万。
对这种病，目前中国所有的郎中都把鼠疫当做伤寒来治疗，不仅毫无疗效，而且因肺鼠疫的原因导致鼠疫失控。
历史上要到今年年底，吴派名医吴有性总结了自己的诊疗疫病经验，认为这个瘟疫不是伤寒，而是由“疠气”引起的。吴有性根据他的理论写出了《瘟疫论》，对苏州患病的病人用自创的几个方剂进行治疗，并取得了明显疗效。因此，1642年-1644年初，苏州死于鼠疫的人数是全国最少的。吴有性的“瘟病”理论直到1643年底才渐渐被中医界认可，可惜为时已晚，当李自成的军队围困北京时，崇祯帝在京城的部队已被瘟疫折磨得奄奄一息，皇宫内的几千名太监却成了京城内最精锐的部队，京城哪有不被攻破的道理？
清兵入关后，由于清军大多是骑兵，跳蚤讨厌马身上的味道，不太会叮咬马及身上有马味的人，而且清军对染有瘟疫的病人，包括投降了清军的原明军士兵，不管是鼠疫、羊毛瘟、伤寒、麻风病，并不予以治疗，而是一律采取就地击杀的方法，因此清军占领北方后的3年中，瘟疫确实很少再爆发，否则入关的十几万清兵恐怕也活不了几个。但太平几年后，1647年瘟疫再次爆发了，死亡了近百万人。
清军入关后，不仅对抵抗清军的城市进行了屠CHENG，还杀死了几百万患有各类疫病的汉地病人，导致汉族人口大量减少。
满清占据中原后，由清廷主导编制的史书为了证明清廷取代明廷是顺应天意，故意回避了清军屠sha几百万病人的事实。
刘云龙知道，要消灭鼠疫，必须预防和治疗并行。
预防鼠疫就是要消毒和灭鼠。
公司生产的甲醛、环氧乙烷、苯酚都是消毒剂，但苯酚的毒性较大，只能用于对排泄物的消毒。环氧乙烷的有效杀毒效果需要环境温度在37℃—63℃之间，因此刘云龙决定用甲醛（即福尔马林）来对生活场所、工作场所消毒，用苯酚来对排泄物消毒。
以前常用的灭鼠药是砒霜，砒霜是白色的粉末，有淡淡的气味，尽管人类的嗅觉觉察不到砒霜的气味，但对于老鼠来说，它敏感的嗅觉足够能闻出砒霜的味道来，绝大部分老鼠遇到有砒霜的诱饵，并不会去吃，对啮齿类动物来说，这叫老鼠的“初级拒饵”，时间长了后，老鼠遇到这类诱饵就会避开，这叫“祛饵”，因此用砒霜来毒杀老鼠的效果并不好。要改变这种现象必须使用新型灭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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