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五郎一度以为大明宫那高高的宫墙遮住了薛白看世间百态的眼，但渐渐发现，是人们的伪装使他看不到那些欲望与恶念。
比起探查宫外具体发生的事件，更难的是分辨出人心。
“今日，我以亲自考校大慈恩寺所留僧侣佛法的名义见了他们。”薛白道，“实则，我借机查实了住持不空的罪证，与元载所言基本相符。但元载的话亦不能全信，至少他给的官员名单就不太对。”
薛白至少可以确定那份常与大慈恩寺往来官员的名单里，元载把自己与其党羽都拿掉了。
杜五郎问道：“那要怎么办？”
“可法办，但不能以谋逆的罪名办。”薛白道：“你去让那小和尚净言到京兆府状告不空，就定掳卖良民的罪名。”
“为何？”
杜五郎虽然能理解薛白所说的那些，可有时脑子里总还是绕不过弯来。
政治上的权衡利弊、步步为营，对于他而言有些太过复杂了。他的思考很简单，比如分清善恶是非，把坏人杀掉也就是了。
面对这样的疑惑，薛白道：“好人坏人岂是容易分辨的？他们与反对我的人纠缠在一起，盘根错节，要杀的话，会杀得血流成河，于是会有更多人反对我，得杀更多。”
因这句话，薛白夜里又梦到有一天自己忍不住了，提兵入宫，杀了李隆基、李琮、李亨、李……之后是数不清的大唐宗室、世家大族。
一开始他很兴奋，可怎么杀都杀不完，直到长安城陷入火海。
天亮了，他也就醒了。
梦中的兴奋褪去，面对现实，又是有些乏味沉闷的一天。
他告诉自己，得有耐心，要像下棋一样做全盘考虑，再一步步落子。他现在是兴复盛世的规划者，不能再动不动就掀桌子。
崇义坊。
王缙的宅院占地广阔，据有了坊四分之一的面积。
在这样的地段，能建如此大宅自然是贵不可言。可世人津津乐道的反而是李林甫、王，以及杨氏的奢豪，反而很少提及王缙的富贵。
因为那些人是暴发户，李林甫哪怕是宗室也是落魄旁支，王是庶子出身，杨氏是攀上枝头一飞冲天，这些故事说起来总能给人一种“也许有天我也能飞黄腾达”的意趣，还有种“这种人就不配富贵”的酸味。但王缙不同，七家十姓的出身，显赫了上千年，拥有真正的贵族风范，一切都是应得的。
杨氏姐妹、杨国忠喜欢斗富，王缙却根本就不需要通过高宅大院这类世俗之物来彰显自己。世家的贵气是一代一代的时光养出来的，不是新贵们置个大宅就能模仿的。
比如王缙的哥哥王维能买下了辋川别业，却从不炫耀它值多少钱。才华、风度，才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奢侈之物。
王家兄弟一向有清名，笃信佛法，素有善行，与薛白的关系也很不错。因此，王缙万万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被怀疑。
“我密谋对付太子殿下？”
“不错。”
坐在王缙对面的是一个年轻官员，正是由元载举荐为官的杨炎，因表现出色，已升迁为司勋员外郎。
杨炎把一封封的供状摆在王缙面前的桌案上，道：“证据确凿，王尚书常年与僧人不空来往，资助颇多，不空则拿着王公的资助，暗中窜联对殿下心怀不满之人，阴谋颠覆。”
“并非如此。”
王缙的回答很单薄。
他这一生都是站在高处，见过的世情多，早看淡了权力富贵。因此面对这样可怕的指责，并没有流露出任何惊恐慌张的态度，始终是荣辱不惊。
杨炎道：“事已至此，只怕不是王尚书一句话就能推托的了。”
“殿下还未成为储君之前，我便是河东节度使。”王缙道，“倘若我对殿下有所不满，在河东时便该谋划，又何必等到现在？”
“真当我不知吗？王尚书在河东就已假托营建寺庙之名，散出公文，使僧侣敛财募兵，意在谋逆。”
杨炎官虽小，气势却很强。而且是真的拿出了证据，把王缙理佛所花费的钱财查证、统计了出来，厚厚的账册“啪”一下就甩在案上。
“十万余贯的支出，若说不是图谋大事，谁信？！”
“我笃信佛法，甘心捐赠。”
“甘心助妖僧欺男霸女？”
“不空如此，并非天下僧侣皆是如此。”
王缙无奈地轻叹了一声，目露悲天悯人之态，倒显出了佛性来。
杨炎态度强硬，若非是权职不够，几乎就要当场把王缙拿下。但他没得到这个命令，遂搜了王缙府邸，拿走了账册、地契、书信，说是要查一查王缙到底与大慈恩寺是否勾结，有没有共同欺占的田亩。
如此一来，王宅鸡飞狗跳，人心惶惶。
面对这种情形，王缙始终端坐在大堂上，闭上眼，一言不发。
他手里什么都没拿，但手指却有着小小的动作，仿佛在轻轻拨动着佛珠。他口中无言，但嘴唇微微张合，似在轻声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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