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己在大宋时代的历史责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秦刚曾以“靖康之耻”为重要目标点：
一则，算了距离靖康元年还有二十多年！这么长的时间，看看如今已初见成效的流求，还有南洋及北方九州基地，按照当时的“猥琐发育”策略，秦刚相信，建立起一支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可以到时抵挡住北方女真的铁骑，甚至包括平定西夏、南收交趾等宋王朝一直未曾恢复的汉唐疆域，理应都不在话下！
再则，这些年来，如赵驷、宫十二这些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的死忠之士，对于赵宋皇朝取而代之的想法一直十分强烈。只是，身处于这个时代，秦刚更是深刻地理解，一个王朝的兴衰更迭，绝非简单的能者居之这么简单。龙椅上的皇帝，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此时所有阶层、势力以及内外各种力量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昏君会有很多，亡国之君仍然需更多条件。
这也是在真实历史轨迹中，即使是昏庸无道的赵佶，伙同无法无天的北宋六贼，将整个大宋天下折腾得山河无色、家破人亡后，却依旧还能稳坐龙椅那么多年。若不是女真铁骑南下，将如锦似画的中原大地生灵涂炭，只怕这个无德无能之君，还真能在这个皇位之上善始善终。
实际上，经受过现代文明教育过的秦刚，并没有太强烈的要满足自己临朝称帝的私欲，而无脑地沿袭弊端横生的君主制。秦刚虽然认为自己足以做个开国明君，可他又如何保证世袭的后代中，不会再出现诸如秦二世胡亥、晋惠帝司马衷以及眼前的这个赵佶这样的不肖子孙呢？
当然，秦刚更清楚，来自现代国家文明中的各种民选政治、民主体制，同样也无法生搬硬套到眼前的大宋社会中。任何时代的政治体制，最终都是与此时的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社会阶层以及民智开化程度息息相关。
秦刚在流求能获得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方面的变革成功，有着三个重要的基础条件：其一是流求没有历史旧账，未曾受到传统皇权影响；其二流求地理封闭，各项改革都容易在一个全新的单一社会环境中试错并及时调整；其三便是得到了秦观等第一批开拓者的君子品行保障，同样成为难以逾越的宝贵政治资产。
要想把流求模式推向全天下，秦刚首先得尝试让它们在东南各路小心推广。因此，眼下既不能与北方的朝廷彻底翻脸，更还得在杭州这里保留并举起尊崇太子赵茂的旗号！
秦刚需要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来慢慢消化并实现这些政治改革的推进成果。
比如，回到杭州之后，纵使有了吕惠卿等人尽心尽力地协助，秦刚仍然可以感觉到地方缙绅力量的制约作用。他们在事实上掌握了民间的舆论和法律，尤其在之前的京东东路，无论是想训练乡兵、征集粮草、购买物资等等，几乎都离不开缙绅阶层的态度与意见。而也是在那里有了他们的支持，才能在不动刀兵的前提下，悄无声息地和平接收了一路之地。
同样，在眼下未能触及的多数中原各路，更多的都是支持正统朝廷的缙绅。只有与流求相邻的东南几路，或者是被蔡京一党鱼肉荼毒得忍无可忍、或者是羡慕于流求那里蒸蒸日上的海贸丰利而动心不已，东南缙绅作出了最正确的选择，最终也支持着这几路的官吏投向了秦刚与太子这边。
从根本而言，地方缙绅力量往往更倾向于执行模糊的政治态度，不管谁掌握政治权力，只要不公开洗劫并消灭他们，他们甘愿为任何人效力。在之前的千百年历史中，强秦盛汉过去了，三国魏晋过去了，南北朝及隋唐也都过去了，不论谁做皇帝，他们永远都是地方资源的直接掌握者，永远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存在而奔走努力，只要是皇权，他们都愿意低头合作。
即使在外族入侵、山河沦丧时，那些中原缙绅，同样愿意低头接受女真人的统治，蒙古人的管理，缙绅永远不会有什么爱国情操！他们也不需要专一忠诚于哪个皇帝！
在大宋，唯一有所改变的，是出现了强大的士人阶层。
虽然因为经济条件，士人多出自于缙绅，又或者缙绅中多出士人。但士人因为深受儒家理念的熏陶，自诩为天下道义的掌握者与拥护者，他们这一群体甚至产生出近似于宗教式的理想追求与信念坚持。尤以关西张载的“横渠三句”为突出代表，士人阶层突破了缙绅阶层短浅的目光，将追求目标由小利转化为大义，更在面对外族入侵的关键时刻，大力宣扬并强调着民族气节与忠君爱国的思想。
秦刚来到大宋之后，他自身的成长，同样也在沿着士人成长路径前进：读书、科举、为官、施政、义行天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是赵宋皇家最成功的政治投机，用这样的一句话，就把天下士人的利益与自己捆绑在一起，使得无数士人甘愿成为赵家家臣、皇宋鹰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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