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需要更多了解”的，主要是家里有年轻人在外打工的家庭。岩叔一一记下他们的门牌号，准备晚上去走访。
当天夜里，岩叔提着自家酿的米酒，去了村西头的春生家。春生的儿子阿勇在广东打工，今年春节没回来，寄钱回来说想在家乡开个小卖部。
春生给岩叔倒酒，有些不好意思：“岩叔，不是我不支持，是阿勇那边……他说如果雨林完全不能动，他回来也没事做。”
岩叔抿了一口酒：“阿勇说想开小卖部，卖给谁？”
“卖给村里人，还有以后来的游客。”
“那如果雨林没了，游客来看什么？”岩叔问，“如果水污染了，村里人都搬走了，小卖部卖给谁？”
春生愣住了。
“我不是说不能开发。”岩叔放下酒杯，“但开发要在保护的前提下。阿勇想回来，是好事。我们可以一起想想，除了小卖部，还有什么既能保护林子，又能赚钱的事。林下种药材？生态导游？传统手工艺品？这些都需要年轻人来做。”
春生的眼神亮了起来：“岩叔，您觉得阿勇能做导游吗？他从小在林子里跑，认路认得比谁都熟。”
“当然能。但要培训，要学习怎么讲解生态知识，怎么保障游客安全。”岩叔说，“如果阿勇愿意，等他回来，我带他。”
那晚，岩叔走了三户人家。不是说服，是倾听和探讨。回到祠堂时已是深夜，许兮若和高槿之还在整理白天的签名记录。
“怎么样？”许兮若问。
岩叔揉了揉太阳穴：“都有道理。想发展的不是贪心，是生存。我们的任务不是让他们放弃发展，是找到发展和保护的平衡点。”
高槿之递给他一杯茶：“岩叔，您有没有想过，即使保护区批下来，也需要有人做管理工作。巡护员、监测员、解说员、生态种植指导员……这些都可以是就业岗位。”
“想过。”岩叔坐下，“但需要培训，需要启动资金，需要市场渠道。这些都不是那拉村自己能解决的。”
许兮若调出电脑上的一个文档：“我联系了几个做社区保护的朋友。云南有个村子，成立了‘生态合作社’，村民入股，统一生产、统一品牌、统一销售。三年时间，人均收入提高了百分之四十，森林覆盖率还增加了。”
她展示照片：整洁的菌类种植基地，设计精美的土特产包装，穿着民族服装的导游团队。
岩叔仔细看着，眼睛越来越亮：“这个好。但不是照搬，要改成适合那拉村的。”
三人讨论到凌晨，初步勾勒出一个“那拉村生态合作社”的框架：下设生态农业部、生态旅游部、文化传承部、森林管护部。村民可以以土地、劳力、资金或传统知识入股，利润按股分配，一部分留作社区基金。
“这个方案，可以拿到村民大会上讨论。”岩叔最后说，“给大家多一个选择，不只是‘保护还是开发’，而是‘怎么在保护中发展’。”
距离村民大会还有三天时，贺振华再次来到那拉村。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份补充协议。
“我们研究了国内外社区保护地的案例，也咨询了法律顾问。”贺振华把协议递给岩叔，“如果那拉村确定要走保护区路线，我们愿意调整角色，从开发者变成支持者。”
协议内容包括：一，无偿提供五百万启动资金，用于生态合作社的筹建；二，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和市场对接支持；三，如果未来开发生态旅游，优先与合作社合作，利润分成向社区倾斜。
岩叔看完，沉默良久：“贺总，为什么转变这么大？”
贺振华苦笑：“说实话，是舆论压力，也是商业考量。我们做了调研，发现‘社区保护支持者’这个定位，从长远看比‘开发者’更有价值。现在大环境对生态越来越重视，与其对抗，不如顺应。”
他顿了顿，声音诚恳了些：“当然，也有个人的原因。我父亲上个月住院了，肺不好。医生说，和他年轻时在矿上工作有关。我忽然想，如果我能支持一些真正的好事，也许能弥补一些……”
岩叔点点头，没有多问：“协议我们收下，会在村民大会上公布。但无论合作与否，‘绿线’是底线。”
“明白。”
贺振华离开后，岩叔把协议给许兮若和高槿之看。
“条件很优厚，但风险在于长期依赖。”高槿之指出，“如果合作社完全靠外部资金启动，决策权会不会受影响？”
许兮若补充：“应该加一条：合作方可以派代表参加合作社理事会，但投票权不超过百分之二十，重大决策必须经过全体社员大会。”
岩叔记下这些意见。那拉村正在学习的，不只是生态保护，还有如何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保持自主性。
大会前夜，雨停了。月光出奇地亮，整个山谷沐浴在银白色的光辉中。许兮若和高槿之沿着村边的小路散步，没有牵手，只是并肩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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