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把医学研究当做拯救苍生的利器，但也有些人并不这么想。
对他们来说，研究只是一项工作。至于这项工作之后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获得多么伟大的成就，这些人并不是很在意。
而莱纳斯的情况比较特殊，他的情况正好介乎于两者之间。
之前还在美国的时候，他的研究方向是过敏机制。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向，是因为莱纳斯刚上大学的时候前往日本旅行，结果却遭遇到了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过敏——花粉症。
花粉症导致的严重过敏，以及随之而来痛不欲生的遭遇，给莱纳斯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而在几年后，这颗种子逐渐萌生出了嫩芽——他获得了自己的免疫学博士学位，并且进入了帕斯卡尔博士的实验室继续工作。
在帕斯卡尔博士的实验室工作的那几年里，莱纳斯学到了很多东西。从科学研究的方法，到研究问题的思路，甚至到“做人”的方法。
帕斯卡尔博士是个很讲义气的人。这个特质在美国人里并不算多见，而在美国的“科学家”们之中就更显珍贵。正巧莱纳斯是意大利裔，重视家人的习惯就像是刻在意大利人骨子里的本能一样。这正好又和帕斯卡尔博士的性格对了个正着，这两人不投脾气反而是怪事。
虽然因为老帕来到中国而遭到了一些不公平待遇，但已经把这个谢顶的家伙视为亲人的莱纳斯并没有因此记恨老帕。他明白，自己的这位老师有着崇高的理想和真诚的内心。如果有人认为帕斯卡尔的行动是为了私利，莱纳斯会毫不犹豫的给那个说蠢话的家伙来上两耳光。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信任基础，在得到帕斯卡尔博士帮忙的请求后，莱纳斯毫不犹豫的放下了自己手里所有的工作，开始寻找起了相关的研究线索。
康复者血浆疗法最早应用是在1891年——在血型这一概念被发现的十八年以前——一名来自德国的埃米尔·阿道夫·冯贝林医生对一名罹患白喉的患者首先使用了这一疗法。而随后，这名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转。这种疗法在人类还没有发现抗生素之前，被普遍用于治疗其他细菌感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时候，使用康复者血浆的患者绝对死亡率降低了21%。在1959年到1983年的阿根廷出血热治疗期间，未接受康复者血浆治疗的患者死亡率高达43%，而接受了康复者血浆治疗的患者中，死亡率被成功的拉低到了不足3%。
而康复者血浆疗法最令人侧目的成就，当属1976年第一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虽然数量不多，但应用了康复者疗法后，两名患者的症状都大大改善，并且最终存活了下来。在面对死亡率高达88%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面前，接受康复者血浆治疗的患者居然全部生还。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虽然康复者血浆疗法效果显着且历史悠久，但对于这种治疗方法的研究仍然不太充分。自从1962年人们开始发现了第一种有效抗病毒药物碘苷之后，对于病毒治疗的研究就开始向抗病毒化学药物发展了起来。康复者血浆输入疗法缺乏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检测、采取和输入血浆的过程中有感染风险、含有高滴度中和抗体血型的可及性差——具有高滴度抗体血清的恢复期患者人数少，血浆需求量和供给量差距悬殊且不可再生——这一系列的客观因素，导致了康复者血清疗法难以推广且缺乏推广研究的价值。
更麻烦的是，血浆作为一种血制品，本身就存在过敏性休克、输血相关的循环符合和输血相关的急性肺损伤等等风险。这从根本上就阻碍了康复者血浆疗法的商业化、广泛化临床应用。
而没有商业前景，无法获取利润，医药巨头们就对这种疗法缺乏兴趣。而没有医药巨头的兴趣，要推进相关研究就显得极为困难。
这也就导致针对康复者血浆疗法的研究几乎陷入停滞。但这种疗法依旧引申出了两种新的研究方向——模仿康复者血浆中的IgG作用，制造和病毒受体结合区结合的单克隆抗体；以及通过清楚患者血浆内的免疫细胞，从而治疗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血浆置换疗法。
但现在云鹤的情况比较尴尬。单克隆抗体是需要时间和运气才能搞出来的针对病毒的特效药。如果运气好的话，这种单克隆抗体或许能在两年内问世，但要是运气不好，或者病毒本身的变异速度太快，还没有完成研究的单克隆抗体可能就已经失效。
单克隆抗体指望不上，而血浆替换对病毒感染的患者不敢帮不上忙，甚至可能阻碍人体的免疫系统清除病毒。现在的希望就只剩下了康复者血浆和其他已有药物的“老药新用”上。
未经过大规模且设计良好的随机对照试验检验的康复者血浆疗法，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经验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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