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杜邦？”杰瑞好奇的看着杨锐，说道：“你或许没有接触过美国的法庭，那里是律师的地盘，获胜的并不一定是正义的一方，更不会是正确的一方。”
“我知道，但现在的法庭形势很好，华锐请到的律师也很厉害。”杨锐并不是特别担心，因为他需要担心的部分已经过去了，律师们拿到了钱，捷利康也恢复了红利的支付，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律师费的供应，杨锐相信，这样的官司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起伏。
这就好像是美国的离婚官司一样，如果没有婚前协议，再多钱的富豪也难逃剐肉的命运，那些漂亮的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并不需要多少社会势力，或者资金支持或者聪明才智，只要按部就班的请到律师，她们自然能从此过上财务独立的生活。
而专利官司虽然延绵日久，但像是杜邦这样的财团，也不能依靠无理取闹，以至于想要什么专利就有什么专利，若是如此简单的话，那些为了专利而发起的价值数亿乃至数十亿的并购也就不会发生了。
杰瑞也不是很清楚案件的细节，见杨锐如此肯定，也就笑道：“希望你能拿回自己的权利，恩，如果要去美国的话，随时可以找我们。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的捐助额很高，我们能安排你去一些大学演讲，我想，那些大学也一定是很愿意的。”
“有机会的话……”
“那太好了，杨锐去了美国以后，就和你们联系。”刘院长打断杨锐的话，恨不得而现在就帮他敲定到美国演讲的大学名单。
“刘院长，我去不去美国还没定呢，即使去美国，恐怕也没时间跑去大学里演讲。”杨锐不得不解释一句。
演讲和讲学，讲学和讲座是不同的概念。任何人都可以到大学里去演讲，在那些作风开放的大学，贩夫走卒皆可上台，这没什么不好的，对于听演讲的人和演讲者来说，或许都是不错的体验，但对杨锐来说，他不需要这样的名声。
当然，就现在的中国来说，能去美国的大学演讲一次，也是非常隆重和难得的事，回到国内，也够炫耀十好几年了，这就好像是音乐人去维也纳********表演一样，在信息不畅的年代里，大家莫名的感受到了高大上的气氛。
但是，信息总会是畅通的，尤其是学术界这个小圈子，想用几次演讲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成就，总归是要拆穿的。而就杨锐目前的层次来说，唯一对他有所提高的，只能是成为讲座教授。
毕竟，pcr都已经是诺贝尔级的成果了，杨锐身为第二阶的学者，本身都已经超过了普通的讲座教授的级别，再去追求演讲什么的，毫无意义，不过，讲座教授已经是教职的最高峰了，杨锐作为尚未毕业的年轻人，争夺一下讲座教授，还算是有些意义。
想做讲座教授也是非常难的。在美国，讲座教授往往意味着某个领域的权威，在德国就更难了，一个讲席就意味着一个领域，而讲席教授往往意味着一个研究领域的整体负责人，而且，这种终身制的位置，必须上一个讲席教授挂了，才有竞争的可能。
英国的讲席教授同样要求极高，最著名的卢卡斯教授，自1663年设立以来，就坐的都是牛顿，狄拉克和霍金这样的重量级人物。
汤姆和杰瑞对pcr的理解不深，刘院长等人对pcr的潜力仍然估计不到，以至于说出让杨锐去演说的话。
杨锐拒绝以后，刘院长颇为遗憾，猫和老鼠叔侄就无所谓了，反而好奇的问起了庭审的细节。
杨锐说的轻描淡写，从他的角度来说，庭审实在不能称作有趣，尽管是在不断胜利的状态下，但也不愿意多谈。
而从其他人的角度来说，这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在美国，小公司对大财团的胜利，也是无数人喜闻乐见的素材。
杨锐的名字虽然不像是那些好莱坞明星、橄榄球明星，政客和脱口秀主持人一样知名，但是，仅限于中国名字的时候，杨锐的知名度却是颇高。最起码，美国的学术界和新闻界，说起中国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杨锐，可谓是风头一时无两，连杨振宁和李政道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名气上也比不过杨锐。
所以，当杨锐的稿件出现在诺顿出版社的经理丹尼尔的桌面上的时候，他的精神一下子就振奋了起来。
在美国众多的教育出版集团中，诺顿出版集团并不突出，严格来说，诺顿是一家偏于保守的，而且越来越少见的中型出版公司，相比培生这样的大型出版集团，诺顿出版集团的规模，甚至还赶不上培生旗下的朗文公司的规模——朗文就是出版《新概念英语》的英国出版公司。
不过，公司的规模大小都是相对的。诺顿也有过辉煌时期，比如著名的《英国文学教程》，自50年代的第一部选集出版以后，行销2000多万册，堪称教育出版的奇迹。
除此以外，诺顿也是美国出版弗洛伊德作品的主要出版社，这种说法，正是美国出版集团的特色，它们往往垄断性的经营一些作者的著作，进而成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譬如贝尔特朗拉塞尔的《哲学》，弗兰兹鲍阿斯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学生们就只能购买诺顿出版社的书籍，只要美国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没有更经典的著作被挖掘出来，只要美国大学的教授仍然决定将《哲学》和《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列入必读教材，那社科领域的学生就是诺顿出版社的现金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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