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利用间人狠狠打击了常山贼，在南下涉县耀武之后回到邯郸。
他走时小公主刚刚满月，他回来时公主已经能翻身了。
这一次亲征离家并不是很远，没有受到多少鞍马劳顿之苦。阴皇后见他精神奕奕地归来，十分欣喜。两人小别胜新婚，比从前更加亲密，惹得宫中其他嫔妃艳羡。
刘秀在宫中只享受了一天的天伦之乐，便又开始投入到朝政之中。他紧锣密鼓地进行了一番人事安排，朝臣中有不小的变动，尤其是各郡长官调整力度很大。
这番变动虽然不小，但是也不算太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因为去年年底是地方官员考核的“大课”之年，照例大课之后官员都会有些变动。
汉代中央对地方的考核主要通过“上计”制度来实现，这是官方正式固定的考核方式。此外又以“举谣言”和“行风俗”作为“上计”制度的补充，通过民意的反馈来考核地方官吏，但这些不是常制。
所谓“上计”，是由郡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报上计文书，也就是“计簿”，报告地方的治理情况。计簿的内容包括各郡县人口、土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等等，郡县长官一年的政绩都体现在计簿之中。
每年年终由郡国上计吏携带计簿到京师上计，这叫“长课”。朝廷根据计簿，并依照三年的政绩对郡县长官进行考核，“汉法亦三年一考察治状”，这个三年一次的考察就叫“大课”。
“上计”制度在秦朝已初具规模，到了汉朝已成为较为完备的制度，有专门的法规《上计律》来进行规范。
为了避免“上计簿”作假，朝廷对于地方还有专门的刺察手段，刺察的主要执行者是“刺史”，刺史原本是监察官员，巡行郡国刺察守相，岁尽诣京师奏事。其奏事的时间正当郡国上计之时，故其奏事对于考核郡国上计有很大的参考和借鉴的作用。
汉武帝元封五年，为了加强刺察制度，除京师七郡外，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这就是十三刺史部，也叫十三州。每州由朝廷派遣刺史一名，专门负责巡察州内的吏政，检举不法的郡国官吏和强宗豪右。刺史的职权有明确的规定，即“奉诏六条察州”。
刺史的秩禄为六百石，比起二千石的太守低了许多，但是刺史位低权重，很大程度上能决定地方长官的前途，因此职权慢慢扩大，到了后来已经开始插手干预地方的军政事务。汉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由监察官变为地方军事长官，凌驾于各郡长官之上。
今年是建武朝廷建立的第七年，前一年的年底刚刚进行完三年一次的“大课”，大课之后，一般会根据政绩表现调整郡县长官，因此刘秀的这一番大调动也在朝臣的意料之中。
但是仍旧有有心人从这一番人事变动之中嗅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房子侯、常山太守邓晨对他的长子邓泛说道：“长安朝廷势盛，邯郸大厦将倾，陛下已经在准备退路了。”
邓泛惊道：“父亲何出此言？朝廷虽然暂时落于下风，但据有幽州、冀州、青州、兖州及扬州、徐州、豫州之半壁，仍有天下之半，人烟稠密更胜长安朝廷，双方势均力敌，陛下英明神武，足可与建世皇帝一战，父亲因何要壮他人之志，贬低自己呢？”
邓晨道：“你太年轻了，看不出这里面的玄机，陛下自己对于战胜刘钰亦是信心不足了。”
“父亲从何处看出？”
“陛下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的性情我最是了解，他是稳妥之人，万事都要考虑周全，未虑胜先虑败，总是预先把后路安排好，这次郡县长官的调动，别的都没什么，但幽州的官员安排值得深思。”
邓晨将一副舆图展开，铺于案上，指点着幽州之地，说道：“渔阳太守未动，依旧是张堪。张堪本是宛县豪门出身，从小便父母双亡，虽然有族人在南阳，但是并无至亲，他的妻儿就住在邯郸，张家的一点根基也几乎全在邯郸。更何况张堪与陛下年少时就相识，他十六岁就去长安受业学习，因品行兼优，被称为‘圣童’，陛下在布衣之时便常常夸赞于他，一即位便征他为郎中，倚之为腹心。”
邓泛疑惑道：“那又如何？”
“如何？这你还看不出吗？”邓晨看着儿子，觉得他还是太幼稚了，“我说这些只为说明一件事，张堪此人对陛下来说是靠得住的，他的根捏在朝廷手中，何况两人又是旧交，否则他如何能做这联结幽冀两州的大郡太守？”
邓泛点了点头。渔阳是大郡，有盐铁之利，十分富庶，又有闻名天下的渔阳突骑，对朝廷当然很重要。但是对于邯郸来说有些偏远，中间多有山川阻隔，前几年朝廷的影响一直达不到那里，自从彭宠覆灭之后，皇帝以张堪为渔阳太守，不禁牢牢抓住了渔阳一郡，对其东北部的右北平和辽西、辽东也加大了影响。
张堪文武全才，十分能干。有他在渔阳，郡内豪强不敢作乱，北匈奴不敢进犯。他在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渔阳郡愈发富足，成为朝廷赋税的重要来源地之一。百姓感激他，作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有人称其在渔阳的治政为“渔阳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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