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章：共怜时世俭梳妆/h3
洪武九年，淮安府海州儒学学正曾秉正上言：“窃观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主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古人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安得无隐伏之邪心，怀腹诽之怨咨。宜令复姓，绝其番语，庶得辨认，斟量处置。其典兵及居近列之人，许其退避“。朱元璋阅后大喜，将曾秉正提拔为思文监丞。虽然在建国之初，朱元璋碍于天下尚未安定，采取了打拉两手的，对停止与中国的对抗的异族是准备以同化方式解决的，但这种方式并没有很好的延续下来，一旦局面稳定，国策基本上是打压，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禁胡服、胡语、胡姓名。婚姻嫁娶上也做出了巨大的限制，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除非汉族人不与回回通婚，回回才可以自相嫁取，否则就要为奴。这种强制同化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由于汉族人的血统观很强，良家大姓一般都不愿意与异族通婚，所以不少少数民族们往往通过与贫贱出身的汉族相嫁娶，以此使其能汉化，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有不少民族混入了不少汉族血统，但并没有使其真正汉化，也没有起到这一政策削弱瓦解蒙古族群的初衷，并且这种国策随着朱元璋政权的巩固，对蒙元所遗的皇族以及蒙古人和回回色目人的清算逐渐展开。明朝的“胡蓝之狱”，尤其是蓝玉一案，之所以牵扯面如此之大，固然有明太祖铲除不**臣的原因，但也未必不是借鸡生蛋处置降附军中的蒙古和色目人的一个契机。经此一狱，军队中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基本被清洗殆尽，与唐朝宽容的民族政策可谓是大不相同。
其次，是在手段上，李唐采用三条较为柔和的政策：其一、和亲政策，把宗室女子嫁给少数民族首领为妻，如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其二、羁縻政策，把少数民族首领任命为羁縻府州长官委任管理，如唐高宗在突厥故地设立瀚海都护府；其三、岁赐政策，赏赐给少数民族大量金银财帛，如唐肃宗允许回纥取走被安史叛军占领的洛阳城内的金银财帛，开放而柔和的政策，加上大唐强大的军事势力，造就了一个辉煌而稳定的大唐。
与大唐相比，大明的缔造者朱元璋自登基之初，就走上了一条与唐朝相反的民族策略，如果去看明朝战史，会发现明军无论多么惨，面临的情况有多么危急，都绝不用女人换取和平，绝不割地赔款。哪怕如暴民军大军压城，哪怕如瓦剌大军围攻首都，哪怕如皇帝不幸被俘……不论是哪种情况，都绝不认输。明朝的皇帝有好的，有爱玩的，有荒谬的……可是明朝的每一个皇帝，却没有一个是软骨头的，“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是朱家子孙对外的声音，在这种声音下，自然没有那个不开眼外族来凑热闹了，久而久之也局限了明朝自身的发展，事实上大多数的时候，蒙古是不想打仗的，他们一次一次的入侵，看似风光无限，实则是亏本的买卖，大明仗着城厚兵多，武器先进，往往遇到坚决抵抗，一场大战打下来，自身损伤颇多，再加上蒙古草原在经济上对内地的依赖关系增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蒙汉人生活的需要迫使他们对大明依赖越来越大，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的不是战事，而是互市贸易，好换取布帛粮米和生产工具来改善自身的生活，只可惜这个简单的要求延续了将近一百年，才得以实现。
作为一个大明二品高官，杨峥思索的不是一场战事的成败，而是通过这场战事，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一举消去大明最在意的隐患，这个机会未必是走上大唐的路子，但一定是和睦相处的，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朱棣也曾积极做过努力，永乐初年，鞑靼、瓦剌同时遣使入贡，朱棣热情接待，其后又利用经济手段大力拉拢蒙古各部，永乐六年朱棣下令在西北设置多处“马市”，用以招募蒙古部落，他还在边境划拨土地，招抚归降的蒙古人。永乐七年，先是鞑靼“国公”阿滩布花率部归降，继而鞑靼“丞相”暂卜率众三万归附宁夏，朱棣皆“宴厚劳之”。明军还时不时在边地招募蒙古人从军，授予官职且赐予汉名，即使偶尔出现归附后叛乱的情况，朱棣的态度也相当宽容。
永乐八年，蒙古归附首领虎保误信流言，率部叛逃，朱棣禁止明边军追杀，并派使者骑快马追上虎保，宣布赦免其罪过，并表示“来去自由”，感动得虎保最后率部南归，后被安置在甘肃临洮一带定居，此后为保卫边疆出生入死，终生对大明忠心耿耿。怀柔之下，终明一世，蒙古人南下归附的事件史不绝书，朱棣的永乐时代尤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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